2005年4月30日星期六

厄瓜多爾潛規則與「電台政變」

【咫尺地球】香港人當然沒有餘暇了解厄瓜多爾總統古鐵雷斯為何下台。但這場政變和近來司空慣見的「七色革命」不同,沒有外國勢力干預,沒有自欺欺人的泡沫語言,反而可以被局部視為「混沌理論」(Chaos Theory)的實踐,從中我們也可以查找切身的政治潛規則。

狂人總統+月亮電台

混沌理論的基本假設是互不相關的瑣事,原來比鐵板一塊的邏輯論證更能解析事實。例如東半球一隻蝴蝶拍打水面,可能決定西半球下周的風暴。古鐵雷斯下台,應先從側面閱讀兩個片段﹕

首先是前總統布卡拉姆的故事。此人1996年當選厄瓜多爾總統,自稱「狂人」,最愛在競選運動結他狂歌拉票,又曾忽發奇想邀請過氣球王馬勒當拿出山,加盟他旗下的厄瓜多爾足球勁旅,總之要盡力顯示「親民」。6個月後,求仁得仁,布卡拉姆被國會以「精神不健全」為由罷免,流亡巴拿馬。2004年12 月古鐵雷斯強行解散最高法院,讓新法院特赦狂人前總統,被批評為行政干預司法,反政府運動自此產生。

另一個是厄瓜多爾媒體的故事。當地一個名為月亮(La Luna FM99.3)的電台在古鐵雷斯下台前,推出連串嘉年華,鼓勵群眾上街抗爭,又安排「適當」的phone-in言論製造輿論。根據月亮品牌設計,群眾運動每日都要有行為藝術的噱頭主題﹕第一夜從家中帶出碗碟缸瓦到街上敲打作樂﹔第二夜吹汽球上街然後一同刺爆﹔第三夜更「騎呢」,男女老少都拿着廁紙遊街,然後拋向天空造勢。總統下台後,電台上下喜極而泣,認為這又是「人民力量的勝利」。

裙帶資本主義+民粹主義

但深入一層,古鐵雷斯下台的手續同樣缺乏法理基礎(國會未有合法票數罷免其職務),「民眾」讓其下台明顯不是出於「對法治的愛護」,反而多少是對他特赦狂人前總統的移情作用。其實布卡拉姆雖貪污,但並不比前任後任貪得更有心得,為何聲譽特差﹖標準答案﹕因為他是狂人。但他的「狂」,只是以庸俗方式「證明」自己是厄瓜多爾一分子(好比富豪競選議員故意咬香蕉),因為他不幸具有黎巴嫩血統這個原罪。

黎巴嫩商人在第三世界相當成功,屬壟斷階層的資本階級,為求自保,常與當地大族結成共生關係,一方面包庇本土政客和王親國戚有污齊齊貪,另一邊自己也逐步邁向政壇。這就是著名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國家是民主的,市場是開放的,但管治階層的潛規則由本土寡頭+少數族裔外來資金掌控,難出現清廉的單一零件。這個秩序亦有利大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出宏觀調控,特別是2000年厄瓜多爾美元化以後。

月亮電台表面上相當正義,但其實在每次政變都扮演相同角色,當年渲染布卡拉姆「瘋狂」和應該下台的也是同一批人。為什麼月亮能呼風喚雨﹖原因是在裙帶資本主義集團壟斷下,民眾不再信任職業政客和代議政治,甚至不信任民主,而偏好直接表達的民粹。古鐵雷斯當年以貧民英雄為標準造形,就是通過月亮電台的民粹宣傳來「敢教日月換新天」。電台人民英雄背後有什麼財團利益,民粹的人民情願打馬虎眼。但國家潛規則不能改變,每位新總統都逐漸與裙帶資本主義妥協,國民的民粹傾向在連串出賣下,只會愈來愈病態嚴重。古鐵雷斯走民粹路線上台,自然也要民粹地去。

上述兩案例不過是混沌理論的兩極,從中我們明白厄瓜多爾這個7年內盛產5名總統的國度,總會不斷出現月亮,也會不斷出現狂人。裙帶資本主義和民粹主義兩大規律會繼續存在,成為落實真正民主的最大障礙。道貌岸然的理想,淪為釋法學者的暑期習作,結果近年在拉丁美洲提「民主」,好比近年在特區談「愛國」,都是票房毒藥,都有異曲同工的反諷之妙。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4月23日星期六

贊比亞中資工廠爆炸的政治餘震

【咫尺地球】贊比亞一所中資礦用炸藥廠大爆炸,數十名當地勞工死亡,成為贊比亞國難。遙遠的新聞帶來罕有的反應﹕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表哀悼,責成贊比亞大使徹查責任,外交部召開緊急危機會議,商務部亦作出自我檢討。另一邊,部分贊比亞人衝擊華人民居,視中資工廠為剝削本地人的邪惡黑金,雖然被內地媒體按下不表,但反映號稱「第三世界友誼樣板」的中非關係,已出現為人忽視的戲劇性轉變。

坦贊鐵路浪漫傳說

贊比亞前總統卡翁達(Kenneth Kaunda)是非洲獨立運動代表人物之一,在倫敦蠟像館也有他的位置。他形容中國人民是贊比亞的「全天候朋友」,曾肉麻當有趣地如此歌頌毛主席﹕「我們贊比亞最尊敬的人有三種﹕長者、智者和勇者。這三種您都具備。」這種「友誼」,源自中國在文革時代投資興建的一條「坦贊鐵路」。

據內地官方教科書記載,這條連接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鐵路「打破當時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封鎖,保證了贊比亞的主要收入來源,支援南部非洲人民反帝反殖,坦贊兩國人民乃至整個非洲把它譽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範』」。這是因為贊比亞作為內陸國家,獨立時沒有途徑到達東岸沿海,當時的鄰國南非和羅德西亞又是白人種族主義當道,只能依賴東邊的坦桑尼亞對外接觸。贊比亞作為當時的泛非主義代表,美蘇都無意提供興建鐵路的無償援助,在人棄我取下,中國成為正義的朋友,獨力以十億元人民幣支援鐵路興建,派出工作人員5萬人次到坦贊兩國,投資總額直至現在還是歷來最大經援之一。中國人民在贊比亞如何備受尊重的種種傳說,自然迅速傳為佳話。

文革外交後遺症

文革後,坦贊鐵路卻成為中國外交的最後悔投資,更淪為國際笑柄。鐵路從1976年通車開始,每年使用量都嚴重不足,成為國營企業的浪費樣板,不斷流傳「工作人員駕駛汽車尋找火車滯留在哪裏」一類真實笑話。自從白人政權羅德西亞在1980年變成黑人政權津巴布韋,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又告終結,贊比亞對外運輸已全面取道南方,坦贊鐵路連僅有的政治功能亦不復再。目前中國還要為鐵路的私有化爛攤子提供援助,實屬無可奈何。

學者每提起文革外交的好大喜功,都以坦贊鐵路為不二例子。中國人民普遍對如此化財心有不甘,逐漸認為坦贊都是騙子,而且忘恩負義。例如拜毛澤東為偶像的坦桑尼亞國父雷尼爾(Julius Nyerere)居然充公中國運往安哥拉UNITA游擊隊的軍備,贊比亞正籌備興建通過莫桑比克出海的新鐵路與坦贊打對台,去年甚至沒有阻撓當地法輪功「起訴」中國官員。留在贊比亞的華人逐漸喪失當年支援「阿非拉人民大團結」的純真情懷,新晉中資進入贊比亞,便飾演起新角色。

中國新殖民主義﹖

贊比亞經濟全靠銅礦出口,一度相對富裕。但近年國際銅價大降,贊比亞甚至出現饑荒,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債,代價正是全面開放市場。中資公司在這時配合中國的「全方位外交」和全球化時代的市場規則,大舉走進非洲,本來就有一定投機性。同樣崇拜毛澤東的加納獨立英雄恩克魯瑪(Kwane Nkrumah)有名著「新殖民主義」,形容非洲各國非殖化後,前宗主國依然通過潛規則繼續控制本國經濟命脈,並視之為帝國主義的最後一步。

這次爆炸發生後,贊比亞工會領袖義憤填膺,認為中資企業搞變相殖民,「奴役贊比亞廉價勞工」,政府亦沒足夠措施規範投資者。措辭就像當年對帝國主義的批評,贊比亞人民也就將中國公司和新殖民企業等量齊觀。當曾經是浪漫主義教材的坦贊鐵路變成中坦贊三國的共同負資產,瓜田李下的「中國新殖民主義」固然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一場爆炸的政治餘震,亦足以讓一泡大國夢回到現實。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4月21日星期四

民族主義三層遊戲

【咫尺地球】中國反日示威有多少官方背景、多少民間成分,一直是各界焦點。這種辯論以中日關係為主軸、內部互動為副軸。假如主客易勢,改以民族主義在不同個體之間的互動為主軸,也許會釋出不同啟示。

片面公民社會Vs官辦公民社會

若傷痕文學一代以文革為胎記,八十年代以民運為胎記,九十年代的一代人已出現徹底轉型。根據政治心理學權威傑維斯(Robert Jervis)的《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一國國民的世代國際觀,最受一件事情的四大因素影響﹕

一、是否親身經歷﹔
二、是否在成年生活或事業生涯早期經歷﹔
三、是否對自己或國家產生重大影響﹔
四、個人是否熟悉相關背景。

1999年的反北約炸中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遊行,是這一代親身參與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活動,影響好比紅衛兵的串連、天安門事件的靜坐,成為一代人意識形態的起點。這種意識形態直接源自九十年代江澤民頒布的愛國教育大綱,以回應六四後的思想真空。不過「五八示威」以來,官方鼓吹的愛國主義其實愈來愈溫和。九十年代初的官辦愛國主義是「道德愛國主義」(Moralistic Nationalism),鼓吹「愛國是天經地義的」一類邏輯,近年卻積極建構「憲法愛國主義」,也就是嘗試解析為何中國人看見五星旗要流淚,原因是中國代表一批核心價值(例如國際平權運動、主權高於人權、「和平崛起」),正如美國星條旗代表一批核心價值。中國人愛國,應該擁護背後的價值。

在這前提下,民間愛國以反美反日的逆向思維為部落圖騰中心思想,官方和民間社會對「愛國」的定義便開始出現落差。然而官方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這種民間思潮,否則容易出現意識形態真空,所以一些外交舉措被按下不表,同時一些「強勢姿態」又刻意以民間的夢想方式展現。這就構成「片面公民社會」和北京意想中的「官辦公民社會」的基本矛盾。

憲法民族主義Vs道德民族主義

例如南斯拉夫使館事件後,北京原來要求美國參照駐意大利美軍意外殺死當地人民案例,對軍部採取審訊,結果是7名地圖專家被革職/降職了事。此外,北京又對美國駐華使館作出287萬美元的「破壞賠償」。它們其實並非單純的讓步,而是北京建構「憲法民族主義」的過程﹕中國提倡國際社會的平權,所以「以身作則」,並且對政府代表的主權負責。然而為了撫平民間的道德民族主義,北京除了低調報道上述進展、在首兩天默許群眾示威,更復興烈士崇拜運動,又派出12艘軍艦到釣魚台附近宣示主權。兩條路線各自得到發展,矛盾繼續加深。

2001年的南海軍機碰撞事件後,美國說了一句深表遺憾,《人民日報》打馬虎眼說美國發了「道歉信」﹔中國原來要求美國賠償100萬美元,結果是五角大樓發出了一張$34567美元支票,「支付美軍在海南島被拘留其間的伙食費」。34567這組數字絕非外交常態,甚至帶有一種敷衍的嘲弄,正如當年八國聯軍之役的辛丑條約,中國賠款一個約數四萬萬五千萬両,只是因為十一國代表認為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負有集體責任,所以隨心所欲要每人賠一両。《人民日報》報道賠款時不敢提出銀碼,只以「大約34000美元」蒙混過關,網絡卻從不同渠道得悉真相,大感侮辱。北京沒有乘勢解析妥協的理論基礎,卻選擇在新空間安慰民間,也就是升級烈士崇拜運動,把失蹤的空軍王偉封為「海空衛士」,同時發表王偉妻子譴責布殊違反人權的公開信,讓愛國民眾留在道德高潮。

自由派學者Vs新左派學者

通過民族主義對話權的爭奪,同時也在學者間出現。911後,秦暉、徐友魚等自由主義學者發出「今夜我們是美國人」公開信,批評國內反美過激行為,被網上憤青圍攻。同年10月,王紹光等19名新左派學者在《華爾街日報》刊登公開信,批評該報評論員將阿富汗戰爭和義和團相提並論,被網民視為對「今夜」信曲線回應。到了美伊戰爭,以韓德強、張廣天為首的新左派集合400簽名,刊登「反對美國政府對伊拉克戰爭計劃的聲明」,鼓勵國內外同胞「堅持反帝反殖傳統具體貢獻反美大業」,自由派劉曉波、余杰等則在各自網站撰文反擊。

表面上這是另一條戰線,但也是官方Vs民間愛國的延伸。在反恐時代,官方不斷舉辦國際法、人權、反恐座談會,努力找出「美日沒有、中國有」的核心價值﹔民間傾向批判政府軟弱,擔心坐視美日右翼主義抬頭,思想以現實主義為基礎。在這場角力,民間社會得到潛能的提升,並且突破「階級限制」,成功爭取新左派知識分子為盟友,已超越政府的絕對宏觀條款。國家建構憲法民族主義過程中,亦衍生和平崛起一套理論體系,解析何以愛國與容忍美日台北挑釁可以並存。這些努力得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嘉許,儘管這批學者對共產政權從不欣賞,一直是邊緣化的政治族群。

美國學者Robert Putnam提出「兩重遊戲」分析國際關係,也就是政府和民間的互動、甲國民間和乙國民間的互動,都足以影響雙邊關係。中國外交在若干時刻其實是三重遊戲在互動﹕官方、民間和不同陣營學者在過去6年在同一舞台爭取生存空間,中日關係不過是其中一個面向。各方個體如何通過民族主義的平台,釋放應有的政治潛能,也許,才是宏觀的主軸。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4月10日星期日

迷你國家與時並進之謎

【咫尺地球】梵蒂岡教宗和摩納哥元首雷尼爾親王在同一周病逝,全球面積最小的兩個國家同時失去元首。其實地球還有不少類似迷你國,面積與海洋公園不相上下,一般評論認為它們只是國際花絮,其實卻是全球化時代的重要成員。


迷你國的成型

Jacques Rapaport在1971年發表《小國及領域﹕地域及問題》,被視為小國研究的重要作品,歸納了迷你國成型的三大原因。第一是天然及地理的孤立,例如曾經在衛斯理小說《迷藏》出場的堡壘山國安道爾(Andorra),就是法國和西班牙間的天然山地屏障。第二是歷史過程,例如意大利中部的聖馬力諾(San Marino)是歐洲最古老的共和國,雖然國土不斷萎縮,但誰也不敢切斷這一絲香火。第三是社會、文化、種族的不同,例如非洲迷你國岡比亞(Gambia)是英語區,難以再和境外的法語母體塞內加爾聯合。

但是在全球化時代,上述生存價值已經大為降低。印度在1975年強行合併國民生活安逸的錫金王國,宣告「天然及地理的孤立」再不是迷你國的獨立保證。摩納哥、列支頓士登(Liechtenstein)等國不斷更改古訓,一旦缺乏繼承人即與鄰國「和平合併」,也反映世人對歷史的妥協。社會文化的差異,甚至已成為地區一體化的動力,例如加勒比海一群小島國便不斷提議合併來達到資源互補。

迷你國為求自保,找出了以下與時並進的新角色﹕

全球體系的孤島

迷你國面積過細,不可能構成反區域一體化的氣候,卻懂得利用它們表面的不重要性,成為合法的全球化漏洞。摩納哥幾乎不設所得稅,金融制度顧客至上,設有賭場供灰色富豪洗黑錢,結果成為著名的避稅天堂。加勒比海島國的基本國策就是吸引各種灰色企業到境內註冊,從不加以監管。布殊在9/11後宣布取締全球避稅天堂,進行「金融反恐戰」,不久即按特區邏輯變成「不說,即不存在」,因為華府發現若避稅天堂透明度提高,對華爾街影響更大,大企業儲備基金被恐怖分子查獲的後果更不堪設想。

事實上,全球體系的迷你孤島,更成為各國轉型期間抵抗經濟一體化的避風港和周轉站。例如在蘇聯邁向俄羅斯的過程,大量國家資產落入艾巴莫域治一類寡頭暴發戶,再流向不同「天堂」,政府一度大為頭痛。不過普京終於發現,幸好有巴哈馬和馬耳他,國家資產才沒有全部落入「敵對勢力」,經過討價還價,依然能夠逼使寡頭重新交出產業。意大利政府默許黑手黨把侵吞的國家資產存放在迷你國度,也是基於同一兩害相權的判斷。

「國家公司化」

何况迷你國現在以公司方式經營,所有國民都是股東,不會對公司有國家的要求,不會要求元首負責環保、公義、民主一類宏偉綱領。迷你國的管治模式在全球化時代更為便捷,因為有志上述理念的國民,都會訴諸鄰近地區組織或跨國企業,一切添煩添亂的議題上繳全球,迷你君主自然比大國領袖更能發揮CEO的營商創意,令「國家公司化」可能成為國家的發展趨勢。

例如摩納哥雷尼爾親王的海陸空全天候娛樂化,把國家變成一個遊樂場,從來沒有道德包袱。聖馬力諾為了吸引遊客留宿,大量引入意大利名牌服裝店和鞋店,特設低稅率傾銷,國家已成為掃貨百貨公司。地中海島國馬耳他曾經是英國殖民地,更想出一門無本生利生意,就是向世界各國暴發戶提供「爵士授勛一條龍服務」,只要付出低廉價錢,即可享有馬耳他領導人親自頒發的銜頭,此後以Sir示人。筆者也認識這門生意的香港代理,據悉有些「學者」已經「授勛」,並在發掘相關商機,相當可喜可賀。

在廿一世紀,大國自我割裂部分細胞成立衛星國,建構自己的避稅天堂和不受現代國家倫理規範的「公司國家」來「X獨」,似乎不再是大逆不道。面積比香港還小的太平洋基里巴斯(Kiribati)、圖瓦努(Tuvalu)等國曾提出「每島獨立」,就多少有「良性分裂」的意味。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4月2日星期六

新教宗@全球化廿一世紀

【咫尺地球】若望保祿二世幾乎比《教皇錄》所有教宗都神聖,不過他對教廷的最大貢獻,並非協助瓦解共產帝國、或擁有面斥布殊的驕人履歷,而是為梵蒂岡設下全球化時代的獨特角色。若上帝賜予新教宗足夠智慧,「教宗之死帶來世界末日」一類花塔瑪預言又不成真,梵蒂岡的國際地位還有上進空間。

「全球最大NGO」

政治學者David Ryall把梵蒂岡稱為「全球最大NGO」,因為這位教宗刻意劃定若干普世價值為「運動」方針,採用民間壓力團體的「lobbying」方式向全球施壓。施壓對象並非個別政府,而是整個國際法體系,這唯有教廷做得到。

梵蒂岡「NGO化」有兩個轉捩點,一個是1994年的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一個是1995年的北京婦女會議。會議期間,教宗親自指揮全體高層游說所有國家反對墮胎,重點「鬥爭」對象是克林頓治下的美國。當時克林頓堅持墮胎是天賦人權,教宗並沒有糾纏於道德字眼,反而運用高超的政治技巧反制。一方面,教宗鼓勵美國國內的天主教會向克林頓政府施壓,動員力量包括美國內部的選舉樁腳(這樣梵蒂岡能夠避開直接責任)﹔另一方面,教宗與伊斯蘭教國家結盟,依靠「第三世界票」阻止美國通過全球墮胎合法化議案。這是對美國霸權的當頭棒喝,對非政府組織卻士氣大振。

當然,教廷在各國都有官僚支部,是梵蒂岡能夠同時肩負國家和NGO責任的先天因素。所以美國汲取教訓,近年密謀自我「梵蒂崗化」(參見本欄前文),令廿一世紀可能成為這兩大勢力的戰場。

梵蒂岡大公會議的遺產

教宗也是全球化理論「人權高於主權」的先驅,不過他的體系相當有技巧﹕承認人權為普世價值,但同時認可國情相異。是否挑戰各國政權,表面上下放到各地主教,容許了模糊化的空間。

上述理論基礎源自著名的「梵蒂崗第二次大公會議」(1961-1965年),當時的教宗保祿六世把教廷定義為「有形可見、又是精神的團體」,鼓勵教友參與政治生活。這種參與不同於過往教宗與墨索里尼簽訂互相承認條約、秘密協助納粹戰犯逃往南美等不光彩往績,只是以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為基礎﹕即通過在非教會主導的國家建構話語權。例如在波蘭無人談論人權時設立「人權小組」,以非政治化的方式,慢慢改變在地國的意識形態。

「梵二會議」讓各國主教調節政治立場,特別是中南美洲的教會開始轉向反政府陣營,扭轉了教會和右翼獨裁政府的合作關係。背後原因是同一會議讓本國語言取代拉丁文彌撒,簡化宗教儀式,令天主教平民化、本土化。若望保祿二世把本土化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特別重視樹立黑人、華人等虔誠樣板,以示天主教與世界各國都能夠兼容並包,刻意利用足球、搖滾樂一類全球中介軟性傳教,維持天主教在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教宗加速共產帝國崩潰,是全球化重要里程碑之一,印證最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對梵蒂崗的NGO政治,居然毫無還擊之力。

教宗以跨國方式讓「教廷價值」不斷擴大,但策略與布殊相反,對單邊主義深惡痛絕,這是他最受肯定之處。他曾有下列名言﹕「全球化本身不是一個問題,問題在於缺乏有效的機制使全球化走上正軌」,所以反對自由市場取代道德規範,反對布殊把福利主義視為妨礙窮人上進的思想,提倡「一種不剝削他人的全球化觀念」,視同時信奉唯物市場主義和宗教至上的美國新保守運動為比蘇聯欺騙性更大的「敵基督」。

跨國機制的最後守護神

現在世界各國有的提倡劃一的價值,接受單邊獨大﹔有的強調國情、寄望聯合國一類平等體系。教宗希望成為兩者的調和,以天主教道德價值建構各國平等的機制。若個別國家不接受教廷的前提,則通過對蘇聯的「滲透模式」、對美國的「lobby模式」兩大武器,逐步改變當地的意識形態,而在牌面上卻會無限尊重各國的尊嚴。這道公式足以成為梵蒂岡跨世紀接班人的指導思想。若望保祿二世是一位與時並進的政治家。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