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成為近期國際關係最大熱點，不少原來並不看好的國際評論紛紛改口風，連原來態度犬儒的日本也開始改變態度。雖然香港作為中國特區，並未能成為亞投行創始會員，但假如能以合適身份加入亞投行，無疑具有高度戰略意義。這裏指的“戰略意義”並非單指對香港本身而言，更是對整個中國外交佈局而言，只要能用好香港的獨特身份，可能會是日後國際角力的奇兵。我們可簡述七點價值如下：
利國家外交佈局與角力
一，在亞投行的內部協商過程，隨着參與國家地區越來越多，將出現不少暗中較勁的外交談判；美國傳統盟國會否嘗試爭奪領導權，特別是一旦美日未來加入以後，也值得思考。即使是一般議題設定，各國利益高度不一致，也有不同的基建項目，共識絕不容易達成。但假如中國通過香港、澳門等，在不引起主權爭議的前提下，在這類機構擁有多於一個席位，卻可方便進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報告提出的“多孔外交”，例如利用香港和西方經濟體試探水温，知道對方底線，並加強中國在談判過程發出的聲音。
二，假如香港在亞投行有自己的身份，大可爭奪亞投行內部不同位置的行政職務，而無須佔據中國的名額。由於香港擁有大量受西方教育的金融專才，以專家身份競逐這些位置有一定優勢，也可拓展中國的整體軟實力，顯示中國擁有的人才，足以適合多類型不同職務。
三，香港在亞投行有了獨立身份，自可提出符合自身經濟政策的建議，包括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但不適用於中國經濟規模的建議。由於香港的經濟模式、規模與新加坡相若，以香港作為一些政策的試點，才可以直接與之競爭。由於“一帶一路”的其中一個重點在東南亞，引入香港在亞投行，也可協助與新加坡競爭在東南亞的位置。一旦香港能參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加入亞投行後，也能協助更多中國專才走到東盟各國，也許這正是新加坡不大希望香港和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原因。
四，亞投行除了支援“一帶一路”，也有潛力發展其他區域合作項目，例如面向亞太方向，而香港最有資格充當這類合作的中心樞紐位置。若亞投行其他成員嘗試把發展中心拉向亞太區，有了香港作為獨立成員，也可在必要時成為亞投行亞太戰略的樞紐，作為避免把樞紐放在其他國家的緩衝理由。事實上，澳洲、日本等加入後，不可能不嘗試把重點遷回亞太方向，維持香港的亞太色彩作為後着，是符合大棋局需要的。
對垂範台灣起積極作用
五，加入亞投行的香港應能促進其人民幣離岸中心業務發展，也可加強港元和人民幣的協作，而香港引入的外資，也可更便捷的直接投向“一帶一路”，令香港可成為一些沒有參與亞投行的經濟大國（特別是美日）進入“一帶一路”的中轉站。只要維持這樣的窗口，香港的地位也能維持下去，恰如冷戰期間的香港角色，這正是當年周恩來總理著名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的當代應用。
六，中國除了要發展“一帶一路”各國的基礎建設項目，也需要把和國際接軌的科技專才輸出到這些國家，以鞏固軟體方面的優勢。客觀而言，目前香港的科技專才，依然是全國最能與國際接軌的其中一羣，只要香港參加亞投行，他們才能直接受惠於相關政策，找到往“一帶一路”發展的機遇，而不少國家加入亞投行，也不過是看在“輸出本國人才”這角度而已。對中國而言，這能避免周邊國家過分選用西方利益的軟體配套，畢竟亞投行不可能單負責“基礎建設”，必須向前多看幾步。
七，在地緣政治層面，唯有香港在亞投行擁有獨立身份，台灣一旦加入，才能得到有效平衡，否則台灣可能成為唯一存在於亞投行的非聯合國成員。就是台灣最終不能加入、或選擇不以某種形式加入，而香港能從亞投行獲利，對垂範台灣、宣傳“一國兩制”的價值，大概也有積極作用。特別是當香港人才能在亞投行發揮功能，走向國際，這可是不少香港精英夢寐以求的事，對台灣精英而言，也不無啟示。
沈旭暉 大公國際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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