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麥高登（Gordon Mathews）（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曾花四年時間在重慶大廈作考察研究，集成出版《在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一書，引起國際對重慶大廈的關注。）
問：沈旭暉
2007年，麥高登教授發表《在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一書。該書是麥高登花四年時間，在重慶大廈內穿梭遊走，幾乎入住過每一間賓館客房，與不同人士交談後的考察研究成果。據他的統計，重慶大廈內的人來自大概120個不同國籍，包括早年入住的南亞裔移民，以及短暫停留經商的西非商人。他估計，高峰時期，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兩成的進口廉價手機，都來自重慶大廈。麥高登將重慶大廈形容為「低端經濟全球化中心」（World Center of “Low-end Globalization”），雖然大廈並非如中環等地區般，每天交易金額龐大的金融證券產品，但卻是養活全球七成人口的低端經濟貿易樞紐。自麥高登的著作發表後，國際學界、媒體對重慶大廈產生了興趣。《時代雜誌》當年就派記者前來考察，最後將重慶大廈評選為「亞洲最能體現全球一體化的例子」（Best Example of Globalization in Action）。只是香港人每天在尖沙咀鬧市怱怱穿梭，對重慶大廈的印象不是龍蛇混雜，就是偶爾進去光顧印度餐廳吃地道咖哩，反而由麥高登這位外地學者將重慶大廈的相關研究在國際發揚光大。
S：為何你會選擇研究重慶大廈？你似乎是香港第一位研究重慶大廈的學者。
G：很多人都問過我同一個問題，我在《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一書都有解釋過。我通常會反問：「為何不可？」（Why not?）作為一個人類學學者，我對不同的社會都有興趣，充滿好奇心。重慶大廈在香港尖沙咀鬧市中已經有幾十年，本身就很有研究價值。而且，香港社會大眾一直都對重慶大廈感興趣，也認為重慶大廈十分神秘，我希望我的研究工作可以幫助香港人了解重慶大廈。也會有人問，為何其他學者不做有關重慶大廈的研究，這一點我就不太清楚，可能是香港本身的人類學學者就不多，而他們對其他的研究工作更感興趣，例如是中國文化或香港文化。
S：重慶大廈由何時開始成為發展中國家商人的集中地？
G：重慶大廈成為中國貨品輸往發展中國家的中心，只是近二十年的事。起初，在重慶大廈聚居的主要是南亞人，即印度和巴基斯坦，因此，大廈至今還有不少巴基斯坦和印度餐廳。直到1990年代的後期，愈來愈多人由發展中國家來到重慶大廈，尤其是非洲人。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有初步成效，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不少日用品都是「中國製造」。對部分香港人來說，可能中國商品的品質都不算太好，但來自落後國家的人卻認為，中國商品已經絕對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因此那批商人都希望把貨品帶回家鄉轉售。另外，當時中國仍在開放初期，外國人要進入中國大陸比今日困難得多，商人也只可以香港為中轉站，重慶大廈就成為了當中的樞紐。
S：重慶大廈住客，希望在香港定居，還是只想在香港做生意？
G：香港不少人的父母或祖父母都是在二戰後才來到香港，但不少在重慶大廈居住的南亞人士的祖先在更早的日子已經在香港定居。他們也是香港人，即使他們不是華人，但他們是土生土長的一群。雖然大廈也有其他的商人，但這一班在香港出生的南亞絕對是在香港定居的一份子。由於大廈中的人士都有不同的背景，很難就他們在香港居住或者工作的目的一概而論。
S：香港跟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又如何？
G：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商人，由於通常是短暫過境，不太關注香港的軟實力，而更在乎香港是否一個適合做生意的好地方。對他們來說，香港可能會是一個十分現代化的大都會，但這一點不是他們到來的主因。
至於南亞裔人，有一些是本身想到英國卻意外來到香港的，直至現在第三、四代，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南亞人，可能會比較關注香港或廣東文化。不過，重慶大廈內的人大都不懂廣東話或中文，因此他們難以接觸香港文化，部分人更不會到中國餐廳用膳，不懂用筷子。事實上，即使重慶大廈位處香港鬧市之中，但大廈裡面的南亞色彩濃厚，與大廈外是兩個世界。因此，重慶大廈很難反映出香港跟發展中國家的關係。
S：重慶大廈有不同種族的人，他們又如何看對方？
G：重慶大廈似乎能化解不同種族原有的矛盾，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例如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朋友，在重慶大廈內竟然可以和平共處。打個比喻，可能香港人跟廣州或深圳人之間，平時可能會有所謂的中港矛盾，但若果他們一同流落到一個外國荒島上，可能很容易便會放下爭端，甚至成為朋友，因為大家都有同樣的廣東文化背景，也說廣東話。
S：香港一直以國際大都會自居，你又是否認同？
G：如果以英語水平、跟外國接觸頻率等指標來衡量，香港是個國際大都會。其中還一個因素，就是大量香港華人由海外回流，他們外表是華人，但思維早受外國一套影響。此外，由於過去的殖民地歷史，香港仍有以英文為主的報章、雜誌等等，在亞洲，大概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城市的英語水平都比不上香港，包括東京。雖然有人說香港人的英語水平正在下降，但我不認同，現今學生的英語程度比二十年前一批都要好。
但如果單單以人口比例計算，香港又不太國際化。香港九成以上的人口都是華人，如果跟倫敦、紐約等大都會比較，香港的少數族裔較少，也較難融入社會。不過，如果拿這一項因素跟內地城市比較，香港又相對國際化，內地城市對外國人的限制較多，例如在廣州聚居的非洲人就曾多次跟政府爆發衝突。
S：為何香港又不會發生類似的衝突？
G：我過去一年都在廣州居住，嘗試接觸當地的非洲社區。在香港的非洲人一般都是合法逗留，只是他們不可以在香港工作，但警方又很難拿出證據證明他們在工作，所以他們在香港不必擔心自己會被拘捕。相反，在廣州的非洲人很多是過期居留的，只要一被警察看到就會被拘捕。因此，部分在廣非洲人老遠看見警察，就拔足逃跑，甚至不惜跑過馬路、或由高處跳下；每當有非洲人在這類事件中死亡，整個非洲社群就會發起反抗。
S：你會如何比較廣州的非洲人社區跟香港的重慶大廈？
G：現在，在香港的非洲人已經比過往少，不少都已經遷到廣州。雖然，來自非洲英語地區的非洲人，在香港溝通、營商會較方便，但廣州有更大的非洲社區。加上廉價商品才是這批非洲商人的主要目標，也此他們更希把中國貨運回故鄉，直接在廣州居住則會更方便。
有人說，香港的種族歧視較廣州嚴重，也有人持相反意見。某程度上，我認為中國大陸的歧視問題比香港嚴重。因為，在香港的少數族裔遇到任何困難或被歧視，至少可以向NGO尋求協助，但中國國內的所謂NGO通常跟政府有聯絡，求助人尋求協助時，永遠不知道自己提供的個人資料會被送到哪裡去，用作什麼用途。我認為這不單單是種族問題，也跟收入、教育程度和工作有關。例如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的馬路華教授（Professor MARAFA, Lawal Mohammed）就是非洲人，但由於他在大學任教，自然較一般非洲人更容易融入香港社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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