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指數的補充

【咫尺地球】筆者在學院、公民社會、媒體、私人機構和公職等有不同角色，一直希望它們是各自獨立的角色扮演，可惜總會事與願違。唐英年先生於筆者為成員的Roundtable年會發言後引起各界關注，回應文章眾多，組織卻特別指派筆者回應其中一篇，因其內容既觸及國際關係議題，又涉及一些帶法律含義的根本事實。個人愈來愈認為香港的公共空間從不是「真理愈辯愈明」，已打算效法前輩張五常的名言「很多人要我回應，但我從不回應」，然而畢竟要盡一些組織責任，可見人在江湖，從來如此。

參考多種數據 不代表權威

該文是署名「王弼」發表於《信報》的文章，筆者並不認識王君，從內容推想，大概是一位學生。王君說：

「幸好今天我們沒有毛主席，這些80後和學術文化界也未能接近政治權力核心，要不然香港便要來一齣唐唐罷官，讓這些拿着公帑搞所謂學術的文化山寨王炮打司令部。」

為證明唐司長被「文化山寨王炮打」，王君除了對該山寨作出評論，也指出身為山寨成員的筆者上月在本欄說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指數（IEF）是「來自個別機構的單一指數」，是很嚴重的錯誤﹕

「（IEF）正是參考學者常常掛在口邊的世界權威，包括聯合國、OECD、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IMF等公布的一籃子指數所組成的，絕不是來自個別機構的單一指數……學者躲在偏遠山區學院做研究，搞出這樣的錯誤，是自己功課做得不好，還是有意抹黑？」

王君似乎不了解舉凡「指數」（index）都是「一籃子組成」。筆者曾參與偏遠山區學院外一些國際機構的指數制訂，目前也在研發一個東方恐怖襲擊指數，它們都是參考數十種不同數字、再設定統計程式，但代表的依然是「個別機構的單一指數」。正如納粹黨也會以一堆客觀、有代表性的原始數字「論證」種族主義，根據王君理解，任何「指數」都是權威了。除了立場問題，IEF的程式在過去數年屢被調節，也令它在方法論上備受質疑，詳情除了可見阿聯酋經濟部高級顧問Aref Al Farra對其方法論的質疑，其實也可詢問特區政府官員對指數內個別欄位的隨意評分如何感到迷惘。國內外學者的相同質疑，更是俯拾即是。

「拿公帑搞活動」與事實不符

王君認為筆者說「傳統基金會在美國立場鮮明，不像大學那樣強調超然中立」是「抹黑」，並「抬舉傳統基金會的國內智庫對手布魯金斯」，大概是以己度人了。王君似乎並不了解傳統基金會的人，他們不少是筆者朋友，從來只會為立場鮮明而自豪，從不會心虛，只會嘲笑強調超然中立的布魯金斯沒性格。

不過王君的「文化山寨論」卻是警語。筆者常告誡同事和朋友，不要像坊間名實不符的智庫那樣，只為製造牌頭「參與社會」，以空想作政策建議而不作實務；就是他們去年進行數十研究項目、有七位數字收支核算，並有近百博士及博士候選人參與，筆者也盡力堅持限制其曝光，以免本末倒置，畢竟這圈子是良莠不齊的。

王君文章被提起，其實是因為法律顧問認為該文所言「拿着公帑搞所謂學術」與事實完全不符、且具誹謗成分，上述活動自然全不涉及公帑，加上王君是代表一個名叫獅子山學會的群組在《信報》撰文，所以顧問希望筆者能讓王君澄清。筆者實在不希望浪費時間作無謂爭拗，相信只是王君對「公帑」的定義另有認識而已，只應一笑置之，還是多用時間做實務吧。

沈旭暉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客席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