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書展以武俠小說為主題,媒體邀請訪問,談金庸的國際關係觀 (詳見另文)。金庸先生以武俠小說成為一代宗師,其實宗師求學時,是就讀於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的同行前輩。金庸的武俠小說以中國為背景,觸及不同朝代的外族政權,甚至有扶風、朝鮮、西域、天竺、西洋俠士出現,這些情節自然觸及國際關係,不需再作介紹。值得思考的,反而是國際關係的概念如何融入金庸武俠世界,一切可以從武林大會開始談起。
武林大會與國際會議
例如《笑傲江湖》,五嶽劍派舉行併派大會,雖說「五嶽劍派,同氣連枝」,但為了盟主一位,各派爭權奪利,而整個競逐過程其實並非在大會進行,而是長期作戰的邊談邊打。嵩山派左冷禪為爭奪盟主之位,不惜暗殺、陷害、收買各派高手,以消磨對方實力,但最終還是為他人作嫁,便宜了華山派岳不群。
這種介乎談判和決戰之間的格局,教人想起三十年戰爭(1618-1648 年)後的和會,以及最終簽訂的《威斯特里法條約》,條約確立了現代主權國家的世界觀,是國際關係極其重要的里程碑。戰事可追溯至宗教改革,將歐洲分為天主教和新教兩大陣營,而三十年戰爭也分為兩派,一派是哈斯堡集團,由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含奧地利)等組成,另一派是反哈斯堡集團,有法國、瑞典、丹麥等成員,最終以哈斯堡集團戰敗落幕。而這兩大集團,就頗有「傳統霸權」華山派和「新興霸權」嵩山派的影子。其實歐洲的天主教力量原來較為強大,正如華山派分裂前以風清揚的「獨孤九劍」笑傲江湖,但各國、各派外交都是現實主義主導,原屬天主教陣營的法國為了打擊神聖羅馬帝國,最終加入新教陣營作戰;而原屬新教陣營的丹麥為了抗衡強鄰瑞典,戰爭後期卻倒戈相向。嵩山派拉攏各派內部的「非主流派」,正是同一外交倫理的顯現。
《天龍八部》的各國互動
當不同派系有了明顯國家背景,金庸小說的國際關係元素,就更加明顯,《天龍八部》是當中代表作。當時是北宋年間,但金庸並不以宋為正統,對同時存在的遼國、西夏、大理、崛起中的女真族(即後來的金國)、乃至希望恢復燕國的慕容氏,都賦予平起平坐的重視。這些國家之間的瓜葛,不但塑造了主角之間的基本關係,也刻劃了複雜的身分認同問題。例如喬峰是遼國人,在宋國長大,又分別與遼國國主耶律洪基、後來成為大理國王的段譽,以及西夏駙馬虛竹結拜為兄弟,而與要復興燕國的慕容復齊名,這種武功以外的實力,其實反映了當時各國的最大公約數,也是維持相對和平的關鍵。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曾瑞龍教授的遺作《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正是分析北宋國際關係的著作,足以作為《天龍八部》的參考。他以大戰略架構分析了當時每一場戰事,發現兩國交戰其實勝負參半,並非教科書形容的宋軍「屢戰屢敗」,而且除了楊家將和岳飛,宋國還有不少獨當一面的戰將。
最終宋國偏安,其實是外交失利。這觀點在《天龍八部》反而顯現得更充分:宋國趕走了原來可以為自己服務的喬峰,對西夏、大理、西域群豪也不大重視,境內高手都得不到重用,才走到各國服務。
國際政壇韋小寶:李光耀與梅特涅
這類外交操作不一定要以派系為單位,也可以在個人身上體現。金庸筆下最有活力的角色《鹿鼎記》韋小寶,其實就是一位大外交家,長期遊走各大勢力之間,靠的不但是個人的機靈,更是維持勢力平衡的敏銳觸覺。此所以他在康熙可能剿滅天地會時出手破壞,在康熙幾乎被暗殺時也奮不顧身相救,甚至對俄羅斯也留有一線,因為他深知道要是世上沒有矛盾,也就沒有他的生存價值。
以手腕和能力而言,最有韋小寶風範的大外交家有兩位,其一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新加坡一直宣傳是被「踢出」馬來西亞聯邦, 「被迫」獨立,李光耀更在電視直播痛哭,但近年研究發現,其實他早已部署獨立,哭別只是為免刺激馬來西亞,其實心中在暗笑,這種事,韋小寶幹過不少。而正如韋小寶在每個勢力內部都有結拜兄弟一類支持,李光耀也很刻意結交不同陣營的貴人,在美英兩岸之間遊走之餘,更有意料之外的強援以色列。當時李光耀留意到以色列軍隊在中東戰爭戰績輝煌,就邀請以色列軍人喬裝成墨西哥人,秘密培訓新加坡軍隊,並以台灣為訓練基地,而瞞過對以色列敵意甚深的眾多伊斯蘭鄰國,和韋小寶借助明朝公主、神龍教高手等保護在清軍的自己,如出一轍。李光耀一手促成兩岸汪辜會談,韋小寶也成為中俄兩國共同信任的中間人,這些不但是難以複製的社會資本,更是獨一無二的軟實力。
其實在李光耀之前百多年,歐洲也出現一位韋小寶色彩甚濃的一流外交家:奧地利的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他是拿破崙戰爭後,維也納和會的設計師,遊走於各國之間,利用個人手腕,促成各國達成協議,重建歐洲保守主義的秩序。其實奧地利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已遜從前神聖羅馬帝國時代,但憑藉梅特涅的外交手腕,令奧地利在戰後獲得不少利益。「梅特涅式平衡外交」(Metternichian Balance ofPower)被視為新加坡立國哲學,指導思想為「雙重鑲嵌」策略,即令世界和地區列強的利益嵌入新加坡本土,而新加坡的生存空間亦嵌入各國外交考量之中,以避免外交上的一面倒。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對帶領新加坡遊走於美國、中國和英國等勢力之間,並能適時作出正確決定,明顯十分自豪。我們常以為香港就是韋小寶,其實假如今天的香港人、香港領袖還有韋小寶功力的十分一,就應該額手稱慶了。
沈旭暉 《明報》副刊 2016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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