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國際關係新理論之中，像金融概念的「對沖」（hedging）理論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在剛舉行的國際關係學會年會，有不少最新研究成果。根據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勢力平衡」是各國賴以生存的基礎及目標，而當區域內有一實力和野心都見長的大國時，其他國家的戰略選擇一般有二：制衡（balancing）或扈從（bandwagoning）。所謂「制衡」，是指區域內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對抗崛起國，以期制衡後者的實力；所謂「扈從」，則是其他國家選擇加入崛起國的陣營，以服從換取新秩序下的利益。通常，當小國預見到「制衡」可行性不高時，往往採取「扈從」。無論如何，按照傳統現實主義思路，小國都將選邊站。
「對沖」策略卻與上述「制衡」和「扈從」迥異，而廣為東南亞國家選擇。馬來西亞大學國際關係副教授郭清水是研究這領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對沖」策略需同時具備3個元素：
一、拒絕「選邊站」，不加入崛起國或其他國家任何一方的陣營；
二、採取一系列目標互相矛盾、影響互相抵消的政策；
三、在政策及立場始終為自己留下「退路」（fallback position），隨機應變，從而保持己方既得利益。
須注意的是，「對沖」不是消極的「不結盟」或「中立」，而是積極採取在效果上互相抵消的政策，從而維持己方模糊的立場。
以東南亞諸國在處理南中國海爭端的姿態為例，面對中國日益進取的領土、領海主張，東盟整體上既未有形成聯盟與中國對抗，也沒有認可中國的立場。隨着美國「重返亞太」，東南亞國家的整體立場卻愈發模糊：一方面希望限制中國影響力的擴張，卻又避免公開與中國對立；另一方面明確尋求美國的幫助，卻又不願與美國在此議題形成戰略聯盟，這即「對沖」的體現。
「一帶一路」反對沖
那麼，一國在何種境況會選擇「對沖」？郭清水認為基礎在內、外兩層面。外在層面，當一國（尤其是小國）認為區域內威脅既不直接、也不緊迫，而同時可尋求的外援力量亦不確定時，往往選擇「對沖」；當區域勢力結構演變趨勢呈現「一邊倒」的清晰態勢、或力量變化可預測性更高時，才會從「對沖」轉換至「制衡」或「扈從」。在國內層面，「對沖」策略更為決策者偏愛，因它能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為決策者提供最大的政策迴旋空間，讓決策者可以「國內政治權威/合法性最大化」為出發點，制定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換言之，國際結構性因素讓小國傾向「對沖」，而國內因素則最終決定小國領袖如何「對沖」。
我們可用越南和菲律賓為比較例子。同為與中國在南海領土主權有直接衝突的國家，菲律賓與中國對抗的姿態遠比越南直接，因其所面對的「中國威脅」較其他東盟國家更直接。而美國通過軍事聯盟條約的承諾，又是東盟國家中較為牢固的。這一外在條件，讓菲律賓在對中國的取態明顯傾向美國。更重要的是，2010年阿基諾三世當選菲律賓總統時，國內民族主義高漲，阿基諾為強化國內地位，對「中國牌」多有借力，以避免與中國直接發生衝突為前提，通過對華強硬姿態，贏得國內民心，其手法與日本安倍政府同出一轍。但菲律賓依然沒有放棄「對沖」的空間，經濟上依然積極利用「中國崛起」賺錢，這幾乎已成為所有東南亞國家的共識。
與菲律賓相比，儘管近年越南和中國鬧得頗不愉快，但自2009年來，越南經濟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頗深，中國作為其主要貿易夥伴，是越南經濟的依賴，更難公然疏遠中國。而越南的國內政治生態，也施加諸多限制：執政者儘管希望依靠美國制衡中國，但又擔心過分與美國接近，會觸發國內反美保守勢力反彈，同時不希望美國干預內政（尤其是人權問題），以免有損政府的執政地位。因此越南採取較謹慎的姿態，在中美兩國之間尋求平衡就比菲律賓更謹慎。
「對沖」自然不是東南亞國家的專利，對其他小國、乃至未來世界局勢，也大有參考價值。首先，基於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相對勢力的消長，一旦特朗普真的當選總統，美國在東南亞的對華反制力，只會進一步減小，東南亞諸國採取純粹「反制」的可能性將不斷降低，意味著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優勢將逐步加強。不過中國也會意識到一旦在南海造島、部署軍力等行為過分激進，超過了東南亞國家的危險預期，仍舊有可能讓它們從「對沖」轉向「制衡」。最後，中國同樣可以採取「反對沖」策略，即在不放棄對南海主張的同時，加強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即「一帶一路」），以等待和美國的力量對比日後出現結構性改變。
小詞典：勢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國際關係理論，認為當區域內各國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均衡、沒有任一國能壓制其他國家時，局勢最穩定；一旦一國實力顯著強於別國，強國就容易攻擊弱國，弱國則有結成聯盟共同制衡強國的動機。理論認為，冷戰美蘇兩大國的勢力均衡，反而是國際體系最穩定安全的階段，蘇聯解體後的世界才趨於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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