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亞美尼亞人

我們一般對猶太人十分熟悉，對猶太人流徙世界各地、又被納粹大屠殺的歷史也耳熟能詳，但對經歷近似的亞美尼亞人卻頗為陌生。其實他們不但在國際關係有獨特角色，和香港、新加坡等遠東華人社群，也有過一段被遺忘的淵源。

亞美尼亞位於亞歐大陸之間，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冷戰後才獨立，人口約三百萬，然而海外亞美尼亞僑民就超過800萬，構成了「亞美尼亞身份認同」的主體，那個國家反而只是其中一個載體。這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亞美尼亞人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遭遇了非常遭遇：亞美尼亞認為是有組織的種族滅絕，死亡人數高達150萬人，土耳其則認為是「戰爭正常行為」，抗拒國際社會使用「大屠殺」這字眼。但無論觀點如何，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帝國後期開始大舉遷移海外，逐漸形成今日遍佈世界各地的亞美尼亞僑民社群，乃不爭事實。

筆者年前曾到亞美尼亞一遊，全程幾乎沒有遇過一個中國人，這在中國已「大國崛起」的今天頗為罕見，但其實亞美尼亞和遠東的關係並不淺。和猶太人一樣，亞美尼亞人也以善於海外經商聞名，和歐洲殖民者同步涉足印度次大陸。早在1688年，亞美尼亞富商Khoja P’anos Kalant’ar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訂協議，承諾使用英國商船進行貿易，換取與英商在遠東地區平等的貿易權利。自此，亞美尼亞商人在亞洲的網絡以印度為基點，逐步隨著英國勢力向外擴張，向越南、新加坡、菲律賓、中國的通商口岸等，大舉發展進出口業務。在17至18世紀期間，亞美尼亞商人在東亞貿易取得顯著成就，當時不少歐洲商人甚至會穿著亞美尼亞傳統服飾，以期藉助後者的商貿聲望，開拓東亞貿易市場。

英國殖民香港後，亞美尼亞人也隨之進入，在19世紀曾形成了一個具一定規模的利益小圈子。當時在香港社會，亞美尼亞人的社會地位很高，可算僅次於殖民者英國人，這也是英國一貫國策：通過賦予其他族群一定特權製造「夾心階層」，作為與本地華人之間的緩衝。亞美尼亞人在港還是從事商貿，代表人物是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遮打家族屬僑居印度的亞美尼亞移民，遮打本人於1864年赴港，隨即與已在港經商的猶太、印度裔商人沙宣、麼地等人結識，共同創業。遮打參與創立「香港九龍碼頭貨倉有限公司」和「香港置地」，躋身香港近代最成功的商人之列，並出任公職，成為香港首批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他本人和他在出任公職期間培訓的後生，都對香港近代經濟、社會民生發展作出獨特貢獻。處於香港商業中心的「遮打道」就是以他命名，不過今日已不大清楚這街道的亞美尼亞背景。

但亞美尼亞人始終沒有在香港形成龐大社群。20世紀初，亞美尼亞面對土耳其的高壓，造成嚴峻難民危機，當時中華民國政府表示接受亞美尼亞難民，令哈爾濱、上海兩地成為最多亞美尼亞人居住的中國城市。哈爾濱早在滿清時期就有亞美尼亞人居住，擁有當時中國唯一一座亞美尼亞教堂；而在上海，1920年成立的「亞美尼亞裔援助協會」（The Armenian Relief Society, ARS） 成為中國境內主要接受、幫助亞美尼亞裔難民的場所，上海的亞美尼亞人社群也逐步壯大。假如純粹為了生活，亞美尼亞人更多選擇當時更國際化、更多元的上海，而不是香港。身處中國的亞美尼亞人一度在二次大戰中，幫助中國抗擊日本，直到1949年後才大舉撤離，不少輾轉到了美國落地生根。今年奧斯卡最佳電影《Spotlight》的正義律師，就是亞美尼亞移民。

幾乎與此同時，亞美尼亞人同樣通過大英帝國的商貿網絡進入英屬新加坡，而且影響力比在香港更大。他們不僅建立了自己的教堂、擁有以「亞美尼亞」命名的街道，更將業務滲透到本地經濟的各行業，不少成功的亞美尼亞商人也進入英殖民政府機構。亞美尼亞人一度在新加坡設立了85間公司，其中大部分是進出口貿易企業，也有不少亞美尼亞人經營法律咨詢、鐘錶製作、珠寶販賣、酒店等，乃至建立小型工廠。1849－1853年間，新加坡甚至出版了亞美尼亞文報紙；今天新加坡的主流報紙《海峽時報》，也是由亞美尼亞人Catchick Moses創辦。然而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新加坡獨立，「新加坡人」身份認同逐步建立、強化，亞美尼亞社群開始感到格格不入，紛紛移民到澳洲、美國等地。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的亞美尼亞社群幾乎絕跡。

目前，一些亞美尼亞企業家開始返回東亞，然而，早已與一個世紀前遍佈東亞的亞美尼亞僑民沒有血緣關係。2006年，「亞美尼亞人在華社團」（ChinaHay）在深圳成立，致力於團結和溝通整個大中華地區的亞美尼亞人社群；2013年，該社團的社群活動中心在香港落成，這也是亞美尼亞社群首次在中國境內有了實體的聚會、交流場所。根據 ChinaHay 統計，目前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只有約500名亞美尼亞人，人數雖少，卻活躍在社會商貿、文化等多個行業，基於他們的相對優勢，值得重視。

既然亞美尼亞人在近代東亞扮演了一定角色，何以在華人社會認知的能見度如此低？也許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始終否認當年的「亞美尼亞大屠殺」，而亞美尼亞國力遠不如以色列，令亞美尼亞僑民沒有得到猶太人被壓迫後的舉世注視。加上歐美猶太人掌握了大量資源，居於當地權力結構頂峰，但一戰後期流亡東亞的亞美尼亞人的條件有所不及，始終未能展現類似的在地影響力。縱使如此，他們在東亞的存在，是香港、新加坡這類獨特港口孕育多元文化的重要指標，未來書寫我城歷史時，好應該大書特書。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