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星期，先後有兩名重量級前國際政要來到香港，一位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另類右派國師」班農（Steve Bannon），另一位是末代港督兼英國保守黨元老彭定康。兩人無論是背景、經歷、立場都大相逕庭，但對比下，令人彷彿觸摸到國際關係一些不能言明的什麼。
先說班農，他到香港是出席國際證券公司的投資者論壇，期間有左翼群眾對他示威，而他來港前一度對中國放狠話，說今天的中國就像三十年代的納粹德國；加上「另類右派」如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等人的立場，一向對中國高度批判，令人以為他會對中國開火。
殊不知他在香港的閉門演說頗為和諧，認同中美經貿聯繫緊密，嘉許中國處理這個規模的經濟體手法不俗；又說特朗普高度尊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結論是只要雙方處理貿易逆差得宜，就能避免貿易戰。
看到上述立場，有評論認為這是班農作為投資銀行家的投機本質，但這是沒有讀懂班農。另類右派基本上都是民族主義者，他們認為中國在限制外國企業跟本國競爭、同時卻利用全球化時代向外擴張，所以主張美國回敬。以上立場不涉及道德判斷，假如特朗普、班農是中國領導人，幾乎肯定以同一方式治國，這是他們「尊敬」習近平的原因。特朗普一貫對民主、人權等議題毫無興趣，除了是基於現實主義判斷，也是認同在不同區域，大國政治有其勢力範圍潛規則，所以對「支援香港民主運動」從無發言。雨傘運動發生時，也勸奧巴馬不要多管香港閒事。
相較下，彭定康在香港受歡迎得多。雖然他任港督時，被北京定性為「三違反」的「千古罪人」，但後來他出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牛津大學校監，務實的他早已和北京破冰。香港的民主派，則對彭定康推崇備至，不少沒有直接經歷彭定康年代的年輕人，把他視為「香港民主之父」。彭定康不時評論香港事務，曾說英國對香港民主有道義責任，訪港期間言論同情反對派，經過媒體加工，活像「英國良心」。
但只要想深一層，就會發現彭定康的所有言論，都不會觸及底線：不會強英國所難，提出英國力所不能及的責任，因為他作為資深政客，很清楚英國在香港未來，已經不可能有「道德發言」以外的具體角色可扮演。另一個底線是他不會明確質疑中國制度，不會否定「一國」在「兩制」的角色，更明白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不會被容許做北京眼中有違「一國」原則的事，所以對甚麼是「真普選」，只能以語言偽術含混以對。
假如處理香港回歸的是班農路線、而不是彭定康路線，香港今天，又會否不同？雖然學者強調民主是「普世價值」，但每一個民主制度都有其規範，而規範通常是建構出來，而不是法律能輕易處理的。在北京眼中，英國長年沒有在香港搞民主化，假如香港的民主化過程是北京在回歸後主導，甚麼應做、甚麼不應做的規範，就會由北京建構。但當彭定康成了民主推手，規範就變成了英國人設定，雖然內容可能都是那些、票都是那樣投，但潛規則卻大為不同；正如上海要是被賦予香港政改方案，定必欣然接受。甚麼時候香港會有民主？北京的答案很簡單：當主流香港人都以「中國利益」規範自己投票，民主就水到渠成。
是否認同上述答案，自可自行判斷。重點是，彭定康是懂的。他一方面明白北京定義的「一國兩制」如何強調「一國」，另一方面明白英國在香港回歸後無能為力，再一方面又清楚知道他的政改建構了一代人的規範。這些認知，其實和班農的現實主義毫無分別。在歷史洪流，真小人，不一定更可愛，卻可能更實在。
小詞典：「直通車」方案
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期間，原來同意了「直通車」安排，讓最後一屆香港立法機關議員任期跨越1997年，直接過渡到特區。但彭定康出任港督後，北京指其政改方案「三違反」，談判破裂，「直通車」不再存在，北京「另起爐灶」，自此香港民主化爭拗從未解決，北京和香港民主派的理解南轅北轍，並以2014年雨傘運動為決裂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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