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伊朗式民主」：可比不可比？

末代港督彭定康撰文，以「伊朗式民主」和香港類比，引起論爭。有人認為「伊朗式民主」有其特色，不應單以獨裁視之，也有批評此乃自欺欺人；有認為這模式和香港可比，也有說全不可比。從國際關係角度，要理解「伊朗式民主」，其實要由「撕裂國度論」談起。

「撕裂國度」（Torn Countries）是國際關係學者亨廷頓提出的概念，用來解說其「文明衝突論」。他認為當一國或一地希望脫離一個文明體系、進入另一文明，必會出現二元撕裂現象，內部精英、廣大群眾、相關文明體系的外部勢力，都會持不同意見。除非上述各方有共識，否則亂象可期。他舉出三個例子：土耳其、俄羅斯、墨西哥，後兩者和土耳其的可比性不大，日後再談；近年與土耳其最可比的反而是烏克蘭、埃及。

概括而言，鄂圖曼帝國崩潰後，土耳其國父凱末爾以世俗主義立國，雖然維持伊斯蘭信仰，但社會全盤西化，並靠軍隊捍衛國策。一旦選民選出有強烈宗教傾向的政府，軍隊就發動政變，又或在這些政黨壯大前予以打壓，令親西方精英、親伊斯蘭群眾之間的對立得到調控，起碼維持基本穩定和經濟增長。

烏克蘭則由「斯拉夫文明」的親俄派、主張融入歐洲的親西方派對立了十多年，本來雙方還遵守民主遊戲規則，並以既加入歐盟、又和俄羅斯維持特殊關係為妥協，但當雙方的國際盟友介入得越來越深，也摧毀了國內民主的認受性，無論選上誰，另一方都不服。埃及似乎更棘手：由穆巴拉克的獨裁變成一人一票「真普選」後，主張西式改革開放的精英與軍隊既得利益者結盟，和穆斯林兄弟會成為兩大勢力，對不利己方的選舉結果都不背書，不斷出現革命、反革命至今。

換句話說，當一個國家成為「撕裂國度」，各種制度的公信力都會下降，需要其他方法重塑國家共識。這方法可以是戰爭、談判、分裂、高壓，也可以是無了期的無序狀態。說這些，和「伊朗式民主」有什麼關係？關係就是，不少專家相信假如伊朗實行埃及式選舉，根據此刻民情，結果可能是親西方派和什葉派二元對立，雙方都有一定民意基礎，並認定對方採取非法手段獲勝而不服輸，亂局一起，後果可能比埃及更甚。至於究竟會否真正這樣，誰也不能預知，但假如只有「埃及民主」、「伊斯蘭國獨裁」和「伊朗式民主」選擇，選擇後者的相信不少。理想主義者會批評伊朗人：「何不製造第三條路」，但他們是悲慘的，因為其理念往往令極端份子通過選舉或革命上台，再殲滅自己，昔日柬埔寨如是，今日埃及如是。在現實政治，目前伊朗就是只有這些選擇，這就是「伊朗式民主」的民意基礎。

那與「港式普選」能否相比？用「撕裂國度論」，這可由三個不同層面觀察。

第一層面：主流港人不認同「伊朗式民主」，因為香港內部並不存在兩個文明體系的撕裂。傳統精英，包括商界、中間派和主流建制派，都明白香港價值在於做一個國際化的、與普通中國城市不同、但又接受中國主權的特區，相信港人會選出認同這理念的代言人，無需安全閥。就是負責宣傳人大方案的官員、政客，也只勸大家務實，卻不以「正貨」態度推銷之。

第二層面：北京眼中的撕裂，卻是另一回事，認為宣傳「袋住先」而不宣傳「靚女」，正正反映連香港的建制精英也不可靠，不體會「中華文明」被「西方文明」圍堵的危機，說明香港已被撕裂到後者，必須以高門檻方案看管之。而且北京相信管束不止是選舉的問題，也是香港怎樣返回對抗西方的中華文明的問題；只要模式實驗成功，就可放在其他地方使用，甚至輸出國外，功德無量。

第三層面：這樣的決定落入香港社會，港人怎樣才會接受？操盤人會發現，參照「伊朗式民主」，只要伊朗政府能說服國民，不接受的代價就是埃及、伊斯蘭國，就是民間有點不滿，制度也能維持。問題是，香港社會原來不愛對立，市民也不習慣激烈表達意見。那怎樣才可增強「說服力」？答案屬香港政治，筆者毫無研究，就不懂了，但是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