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3日星期一

平行管治論:那些年,香港有七個「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的抗疫舉措當中,最奇怪的其中一點,就是在諸如口罩一類物質的供應上無能為力,甚至呼籲有能力的市民捐贈,令各門各派掀起目的各異的口罩採購潮。但與此同時,不少本來應該流向政府的口罩,被直接送到各大建制組織派發,他們自行訂立派發章程、充實名冊,甚至繞過特區政府直接與中國對口,以圖在林鄭政權民望破產之時,另建權威。昔日承擔這類民生功能、事無大小都被諮詢的區議會,卻因為已變天,被特區政府直接繞過;新任區議員受政府冷待,自然更努力突破框架,雖然權力很有限,但姿態很進取,同樣希望另起爐灶。至於中聯辦在香港的角色,早已從「聯絡」變成「第二支管治團隊」,這是十年前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的公開表述;所謂「建制派」對「中環」習慣無視,只在乎「西環」臉色,人所共知。日前剛過了7.21八個月紀念,元朗當晚為何自成一國,港人無不心裏有數……

說了這麼多,只是說明香港從來存在多於一個權力核心的「平行管治」,今天也不例外。只是港英治下的「平行管治體」之間亂中有序,貌似利益對立,卻能和平共存、互為表裏,都是持份者,共同催生了香港奇蹟,和今天完全相反。談及「管治體」、「平行政府」這類名詞,很容易被上綱上線,說的是曹二寶自然「政治正確」,來自其他人就是大逆不道;但從政治學概念,「管治體」定義可以很寬鬆,「有效管治」也可以很bottom-up。舉一個最極端例子:19世紀後期,三藩市出現了一位「美國皇帝」諾頓一世(Emperor Norton I),成為市民心目中的cult icon、平民社交名人,他自行印製的「鈔票」被店舖接受,戲院、交通工具會因為他是「皇帝」豁免收費,報章會刊登他的「憲報」,警察街上相遇會向他敬禮。一切當然是cult(今天術語就是「玩膠」),但當時有評論員認為他不應受遊蕩罪管轄,因為已成為「local institution」,確實也很難徹底否定。

從這角度看,二戰後英國人回到香港,到主權移交過渡期前,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並存多個自成體系的「管治體」,起碼達七個:

港英政府:這自然是英屬香港的合法政府,由倫敦直接任命港督作為首長,以往通常來自外交官體系。但英國殖民採取小政府、間接管治原則,靠的主要是文官系統,和本地精英階層配合,而不是單靠嚴刑峻法。這是香港管治的宏觀框架,一般人都生活在體制之內,但由於上述特性,同時也有其他身份認同、社會資本和國際網絡出現。

英資洋行:香港殖民初年,直接參與鴉片戰爭的怡和、太古等老牌英資洋行才是香港的真正管治者,後來逐步被港英吸納到管治頂層,在行政局代表真正的英國利益;他們的本地買辦,則主導了華人精英潛規則。對尋求上向流動的香港人而言,order不是來自港督,而是來自大班。由於他們比外交官出身的港督更紮根,往往能制衡文官體系,直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怡和遷冊百慕達,影響力才退減。但就是那樣,很近期的港督衛弈信被撤換,依然是源自這個管治體的小報告,可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共產黨地下政府:以「新華社香港分社」之名運作,而中共得以在香港建立半公開官方體系,則源自戰後與英國的密約,時任社長喬冠華是外交元老,認為這個「紅色小政府」是對英首次外交突破;至於在港地下黨,則由廣東省的港澳工委負責。結果香港出現了「紅色經濟圈」,國貨公司、愛國報紙、親共機構等紛紛成立,附屬家庭、群眾自成體系,只聽單位號令,構成「港中國」,這卻是港英默許的,也符合英國在中美之間遊走的國策。直到六七暴動,雙方忽然攤牌,體系元氣大傷,但道統存續,中聯辦正是源於此。

國民黨地下政府:曾幾何時,從大陸敗走的國民黨人和家屬聚居調景嶺,港英政府給予的援助有限,台灣當局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承擔了實質上自治政府的角色,建立治安隊,安排各種支援,聯絡香港各界,調景嶺居民視之為台灣代言人,日常高舉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一些來到香港的退伍軍人,則和地下勢力結合,形成另一種秩序。這體系在1956年的雙十暴動後逐步萎縮,但並沒有消失,只是化整為零存續下去。

九龍城寨「大清」政府:大清帝國把新界租借給英國時,依然擁有九龍城寨主權,並對之駐軍,令城寨成為大清飛地。不久港英驅逐城寨清軍,但又被當地居民趕走,加上李鴻章重申主權,令城寨變成無政府狀態、地下秩序大本營。後來城寨居民成立「福利委員會」,作為名義上的自治政府,聲稱繼續根據大清律例「依法執政」。所以當全港禁食狗肉後,在城寨依然合法;各種各樣的黑市、黑工,都在城寨生根;直到九十年代,城寨才在中英兩國同意下被清拆。值得一提的是,「港版諾頓一世」「九龍皇帝」曾灶財,也是源自相關「法統」。

鄉議局:1926年成立,但其實自從英國與新界原住民打了一場「六日戰爭」,就有意識把城鄉分流,看待新界大族、鄉紳,就像對待印度土王、阿拉伯酋長,容許他們保持自身權威、給予種種特權,換取他們協助穩定局面,與一河之隔的中國政權保持距離。新界原住民權益,都是作為這個管治體的一環予以准許,而且在鄉議局成立初年,甚至連民事案件也可辦理。七十年代的丁屋政策、「丁權」,自然是這管治體的產品;元朗7.21觸及複雜的鄉事關係,也是一脈相承。

灣仔「小華盛頓」:正如今天有美國駐軍的日本、南韓、菲律賓等地,美軍都改變了駐軍地的社會經濟面貌;美國沒有駐軍、但軍艦經常往返的英治香港,特別是芬域碼頭附近的灣仔一帶,也充滿美國色彩。這裏說的「色彩」,不只是《蘇施黃的世界》的酒吧配套般簡單;芬域碼頭海軍商場由港英以象徵式價錢交由「香港軍人輔導會」管理,儼然美軍勢力範圍;而當美軍消費壟斷區域經濟,美元自然成了灣仔非正式貨幣。美國在香港建立基地,也因利乘便:美國駐港領事館規模很大,各部門對口單位一應俱全,被稱為「小華盛頓」,實質上是觀察中國的前哨站。英國引入美國勢力、卻又偶爾壓抑,正是作為和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之一。

回到2020年,香港理應依然是不同勢力持份的地方,但林鄭月娥連美國也說「no stakes」,反映昔日兼容並包的真香港,已經被西環獨大的「全面管治」支配改造。但一天香港依然對北京有價值、依然是單獨關稅區,平行管治體們,就不可能不存在。然而現在某些人試圖以文革方式,讓一切推到重來,除了把各方默契一併打破,也無視本土派等新生代的切身利益和理念追求,結果不同板塊之間天天進行無差別零和遊戲,造就管治全面失衡。民間在這段期間,爭取自身訴求制度化、體系化,催生挑戰建制和舊制度的劇烈意願,自屬理所當然。物極必反,本來誰也知道,但似乎唯有越俎代庖的「第二支管治團隊」不知道。

明報筆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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