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胡錦濤下周和布殊會面，據說由反恐到人民幣匯率都會觸及。不過對雙方國內鷹派來說，最關心的始終是兩國如何演繹對國際體系的不同了解。無論針對北韓還是伊朗，美國右派總要中國默許「先發制人」原則，少說三道四﹔中國民族主義者總希望國家領袖能夠警惕美國步步進逼、不斷民主革命的「新霸權主義」，別讓美國攻勢和台海局勢出現連鎖效應。諷刺的是後者其實並不完全理解美國的「先發制人」思想，前者亦不完全理解中國對「霸權主義」的含義。討論，也就成了永遠的討論。
先發制人的「嘉洛琳準則」
美國人的祖先，曾幾何時對「先發制人」十分反感。事源1837年，英屬加拿大發生動亂，一些美國人以私人船隻嘉洛琳號（Caroline）運送物資予騷亂者，雖然是民間身分，但也被英國軍隊以先發制人為由擊沉。事後美國國務卿韋博斯特（Daniel Webster）向英國提出一項國際習慣法，認為先發制人攻擊必須符合兩大準則﹕（1）是否沒有其他方法（「必要性」）﹔（2）打擊度和危機度是否成正比（「比例性」）。
韋博斯特是19世紀最著名的美國外交家之一，出身貧苦，後來與同僚創立自由黨（今日共和黨前身之一），曾經成為總統候選人，兩次被任命為國務卿，有促成南北雙方妥協「奴隸州份」比例的政績。他提出的上述準則，日後被稱為「嘉洛琳準則」（Caroline Criteria），成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先發制人緊箍咒。美國作為全球首個提出「有限度先發制人論」的國家，形象原來是相當正義的。
布殊在西點軍校提出幾乎是無限度的先發制人論後，學界劣評如潮，例如法律學者保耶（Michael Byers）曾在《倫敦書評》重提嘉洛琳準則的舊事借古諷今，惹來不少回響。有關先發制人的實效，不少鷹派學者—包括以強硬著稱的進攻現實主義學派（offensive realism）領袖米爾舍默爾（John Mearsheimer）— 也認為對付伊拉克只應該用傳統的圍堵、遏制，再加上霸權威嚇，而不是先發制人，否則戰線無限延長，只會令國家更不安全。有見及此，雖然布殊沒有出言承認，但從近月伊朗危機可見，美國外交已經逐漸回到「嘉洛琳準則」的定義，沒有伊拉克戰爭那樣赤裸裸。中國外交人員不能認識這一點，就難以理解美國先發制人的自我完善，容易予美國無知的感覺。
「霸權主義」的三個含義
另一方面，當今日中國說起「霸權主義」（hegemonism），這詞彙有了被毛主席濫用的經歷，也不容易令美國人明白。「霸權主義」並非正規英文詞語，其字面原意是一個國家因為具有資源優勢，在某範疇居於主導的「霸權」地位。在中國，則泛指強國欺壓弱國的作風。
根據漢學新星布琳（Samantha Blum）在《當代中國期刊》的演繹，中國眼中的美國霸權主義，其實有三個不同含義，分別指﹕（1）美國已經是一個霸主、需要履行霸主的責任﹔（2）美國並未稱霸，只是在尋求霸權﹔（3）美國無論霸業如何，都在橫蠻地進行霸權行為。這三個含義對美國來說，差別很大，但中國人反而常常混為一談。
不過通過文字分析、前文後理的演繹，我們還是能夠得出下列結論﹕中國近年批評的「美國霸權主義」，主要是布琳所說的第三類霸權﹕霸權行為，因為這樣可以避免了標籤美國是否一個霸主的尷尬問題，而正面回應這問題極容易跌入政治不正確的陷阱。假如美國認識到這點，就可以按每一項個別行為，和中方進行是否帶有霸權性質的確認，而毋須就整個外交政策和中國周旋。例如美國在伊朗問題上搞霸權行為，其實不代表中國認為美國是霸主或在尋求霸業，所以也不代表中美在其他議題上不能合作。這可說是當代中國外交的務實。
當這些定義問題不清不楚，中美關係容易出現概念錯配，兩國國內有心人都可以借題發揮。他們究竟是拒絕研究，還是故意忽略，這就不得而知。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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