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數年，人們提及亞洲，通常注意力都放在中國崛起，但其實，印度也正在高速發展，除了傳統高產的寶萊塢（Bollywood）電影業（論產量屬全球第一，比美國荷里活要多），印度的資訊數碼、航天科技等智慧也足以跟中國競爭。不過，印度作為傳統文明古國，古老傳統也遺留了一些現代社會問題，例如某些觀點認為印度經常發生女姓在街頭遭強姦的個案，就源於種姓制度下女性得不到基本尊重所致。
印度和香港同為前英國殖民地，曾經有各種聯繫，包括港口通商往來，加上新加坡等，殖民時期象徵着香港作為「海洋城市」向南連結亞洲的無限可能。Swati來自印度，曾經在新德里電視台擔任主播，負責國際新聞的專題報道，近年在香港居住，現正在香港浸會大學攻讀博士。 作為傳媒人，Swati對印度軟實力的建立和傳播有獨特看法。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Swati Maheshwari（SM）
（印度人，曾在新德里電視台擔任國際新聞主播，近四年旅居香港，正在香港浸會大學攻讀博士。）
S： 印度寶萊塢的電影產量在全球稱冠，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9年的統計，當年印度出品1200部長片，尼日利亞的奈萊塢（Nollywood）出品987部排第二，第三才是出品694部的美國荷里活。可以介紹一下寶萊塢有何獨特之處嗎？
SM： 有人說寶萊塢就是「印度的荷里活」，我不太認同這說法。寶萊塢有自己的製作團隊、生產線、演員和導演等等，從行業生態、製作方式、創作風格以至電影題材，都跟荷里活差天共地，有自己的特色，電影題材十分地道，例如電影經常出現大型歌舞場面，雖然通常是印度傳統歌舞，但這種元素甚至對全球，包括荷里活的歌舞片有一定影響。另外，2008年上映、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等多個國際獎項的Slumdog Millionaire（港譯：《一百萬零一夜》），劇本改編自印度小說，演員以印度人為主，拍攝場地都在印度，是百分百的本土電影，證明了除了產量，寶萊塢出品的質量也足以與全球電影競爭。目前，寶萊塢的發展也令人期待，新進導演和演員不斷湧現，而製作模式也走向國際化，不但有外國演員到寶萊塢發展，寶萊塢電影出口到海外的渠道和網絡都較過往成熟得多。
更值得關注的是寶萊塢對印度社會的象徵意義。在印度，寶萊塢是國內民眾的向心力來源，團結了人民。印度國內有不少社會矛盾，例如貧富懸殊、宗教和種族衝突、種姓制度等等，但在寶萊塢電影前，尤其一些在國際取得好成績的印度電影，大家都會暫時放低矛盾。
註：事實上，「國際印度電影大獎頒獎禮」（International Indian Film Academy Awards, IIFA）自2000年創辦，一年一度，被譽為寶萊塢的「奧斯卡」，印度電影業界巨星雲集。最有趣的是，IIFA頒獎禮一直在印度以外的世界各地城市舉行，包括倫敦、曼谷、新加坡、杜拜等，以及2009年和2013年兩度在澳門舉行；反而，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亦以曾經的電影業、娛樂事業自豪，卻鮮有這種國際、城際的文化交流。
「港式瑜伽」添加太極動作
S： 除了電影，你認為印度近年最成功輸出海外的軟實力還有哪些呢？
SM： 我想，瑜伽肯定是另一種印度「軟實力」，在香港也為人熟悉。雖然瑜伽已有數千年歷史，是印度古老的修身養心哲學，但近十數年在國際相當流行，包括西方、日本，雖然輸出到不同地方後，也稍稍改變了原有的形態，譬如少了哲學成分，卻成為一種受歡迎的強身運動。
我在香港也有上瑜伽班，瑜伽近年在香港也十分普及，但我發現在香港所看到瑜伽，動作雖然跟印度傳統的十分相似，但其實加入了很多香港的本土特色，例如加入了類似太極的動作，以及各種傳統印度瑜伽沒有的身體平衡方法，大概這種「港式瑜伽」是為了更適合香港人身形、筋骨等而加以調節改變。我想，這也體現了一種「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也是軟實力輸出和接收中，兩個地方互動的例子。
S： 中國近年積極推動軟實力傳播，印度政府和民間方面，又如何拓展本身的軟實力呢？
SM： 印度政府沒有特別具體的軟實力政策，反而國內文化界很自然地將一些傳統文化帶到海外。我想，這跟中國依賴強大「國家機器」輸出軟實力的模式很不同，例如由中國政府投放人力物力推動的孔子學院。印度的文化輸出主要靠民間，特別是在海外的印度裔移民。在1990年代經濟改革之後，印度對外經濟活動大幅增加，借此也為軟實力輸出提供了更多途徑。軟實力可說是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的副產品。
我想，要有效傳播軟實力，先要改善國內的社會問題，這反而才是政府，無論是印度或者中國，在拓展軟實力時應該做的事。當然希望印度可以發展得更好，但國內也有潛在的社會問題，包括勞動力未真正得到解放。印度人口眾多，向來為國家經濟提供了龐大的勞動人口和內銷市場，但同時也為社會帶來問題，例如財富不均和種族問題。因此，只要政府提出有效政策，成功改善基建發展、教育制度等，印度就可以持續發揮深厚潛力；可惜，目前政府在社會民生政策上，總是顯得有心無力。
中印制度不同 發展快慢有別
S： 印度和中國同時在亞洲崛起，全球的影響力也日益壯大。你如何比較兩國的發展前景？
SM： 兩國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在中國，一切都以「制度」為本，強調要跟隨現行制度去處理；相反，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相比中國，社會和政治制度較為多元，尊重不同意見。當然，中國的專制政府雖然不符合國際普遍的政治價值，但單論效率，確實可以快速調整國策以應對不同的國內問題，也能快速調動國家經濟實力，例如投資國內外基建項目。因此，中國的基礎建設比印度好得多。
相反在一些民主社會，例如印度，政府要推行政策，通常要面對不同政黨或組織所發起的示威遊行，經歷連串政治討論，才得以落實。當然，這也是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政治討論雖然耗時，但有效討論所得的社會共識，往往對長遠發展有利。這只是說明了，印度和中國在兩種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之下，發展進度可能有先後快慢的差別。
而中國和印度目前也面對一些相似的問題，例如先前說過因人口多而造成的不同社會矛盾，也有嚴重貪污等。兩國各自怎樣去處理這些問題，也將影響各自國內的發展。
S： 近年印度的文化不斷輸出海外，但遺憾的是也有一些社會問題為國際關注，其中經常有女性在街頭遭強姦的案件，讓印度國內外關注印度治安和女性待遇問題。你認為這些新聞，如何影響印度的國家形象？
SM： 當然有負面影響，這就正如我先前所說，要發展軟實力，在國際間建立好的形象，就先得處理國內的社會問題。我相信有不少外地人因印度的罪案和相關新聞而打消到印度旅遊的念頭。
即使印度治安問題嚴重，近年也經常有國際傳媒報道，但政府似乎仍然無法徹底解決問題。這大概源於印度的社會特殊情況，包括傳統遺留下來的社會矛盾仍然根深柢固，例如種姓制度之下，有部分男性依然沒有尊重女性的思想和心態，這形成了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很難在一時三刻就解決。不過，例如女性在街頭被強姦這些嚴重的社會罪行，或其他一些社會的不公義，在近年也開始為印度民眾所關注，例如有大型示威等等，雖然根本問題未得到真正改善，但至少較過往人們對問題視而不見，算是進步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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