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特工：間諜密令》(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是一齣特務喜劇，由同名漫畫《The Secret Service》改篇，講述秘密特務組織「Kingsman」，阻止億萬富翁Richmond Valentine進行人類大屠殺以「拯救地球」的陰謀。Richmond Valentine的部署是透過衞星網絡和手機SIM咭系統，發放某種特別訊號，受訊號影響的人會失控地使用暴力，互相殘殺，造成絕大部份人類自我毁滅，以減輕地球所受的人為破壞。Richmond Valentine在電影中有這樣一句格言：「人類像病毒，地球像宿主。總有一天，不是宿主消滅了病毒，就是病毒毀滅了宿主，兩者都一樣！」
古今中外的瘋狂「救世」計劃
「視人類為地球文明的瘟疫，計劃發動大屠殺拯救地球」這類邏輯，其實在古今中外的小說、歷史都屢見不鮮。香港人熟悉的有衞斯理系列的《瘟神》－－由世界各國勢力人物組成的「主宰會」計劃散播恐怖病毒，消滅二十億人，以抵銷全球人口增長。主宰會的意識形態，似乎與《皇家特工》大反派Richmond Valentine的近似，而且都是真心相信自己在做「偉大」的事。類似陰謀也在香港彭浩翔數年前執導電影《出埃及記》出現過－－一群女性成立秘密組織，計劃用一種服後會打嗝致死的毒藥，以圖殺光所有男人，認為成事後世界就會更美好，只是其中衝突設定在兩性之間，屬於另一種話題而已。
至於歷史上，迷信對某部份人類進行大屠殺、或集體自我毁滅，從而篩選出較優秀的「人類文明」或世界的例子也屢見不鮮，例如前者有日本奧姆真理教，後者則有人民聖殿教。
日本的奧姆真理教在1995年3月發動東京地鐵沙林毒氣襲擊，造成13人死亡，6300人受傷，相信不少朋友記憶猶新。其實，奧姆真理教還策劃過更大規模的「十一月戰爭」，準備在1995年11月國會開幕儀式舉行期間，動用之前購入的俄制軍用直升機，在東京上空噴灑沙林毒氣、肉毒桿菌等，再乘混亂推翻日本政府。教主麻原彰晃的「信念」是，先成為日本之王，之後將世界大部份地區納入奧姆真理教管轄範圍，建立「奧姆真理國」，並將仇視「真理」的人殺掉。只是東京恐襲後，日本警方深入調查，搜獲奧姆真理教核心成員早川紀代秀的筆記，才揭發計劃；據筆記所載，麻原對「十一月戰爭」計劃滿有信心，除了殺死天皇、政府內閣，更明確定下殺死1200萬東京都市民的目標。假如成事，場景恐怕和《皇家特工》的慘烈不惶多樣，而且不會有那種戲謔存在。
被淡忘的圭亞那「人民聖殿教」大屠殺
在南美洲，1978年則發生過鍾斯鎮集體自殺事件，鎮上909人集體服毒自殺死亡，當年轟動一時，不過今天已漸為人淡忘。鍾斯鎮（Jonestown）位於南美國家圭亞那，在1974年為美國宗教組織「人民聖殿教」的教徒開發，要在當地建立農村人民公社，並以教主鍾斯（Jim Jones）名字為該鎮命名。教眾起初聲稱為逃避美國資本主義的壓榨而遷往鍾斯鎮，但鍾斯宣傳美國中情局、圭亞那政府等機構準備攻陷瓦解鍾斯鎮，並提出逃往蘇聯，或集體以「革命性自殺犠牲衞道」的選項，結果903人選擇了後者。鍾斯當時指示，「革命性自殺」要從小童開始，因他知道小孩往往讓成年父母有所留戀，當父母先動手殺了孩子，就更容易、更有決心服從集體自殺。據一些當時逃離鍾斯鎮，或在自殺中倖存的人憶述，自殺者接受藥物注射時普遍冷靜，認為自己將前往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納粹屠殺的「現代性」
當然，說到大屠殺，更多人立即想起希特拉。納粹德國在發動二次大戰之前、之初，就曾以「猶太瘟疫」作口號，為屠殺猶太人作意識形態宣傳，和電影談及的「人類瘟疫」如出一轍。二戰的經歷，教不少人懷疑在現代文明社會中，科技、理性的進步反而造成大屠殺、集中營和戰爭武器，傷害世界和人類文明，一度引發懷疑「現代性」（modernity）的思潮。波蘭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曾著書《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解釋為何文明愈來愈進步，反而出現猶太大屠殺這種倒退，結論是現代性本身成為了大屠殺的必要條件，讓這種後者不再是空想，而是可以部署、執行的計劃。
回顧歷史，反猶主義其實是數千年來的普遍現象，然而在魏瑪共和時期，德國人對猶太人並沒有比其他國家嚴重的厭惡（程度甚至不及法國人）。鮑曼認為以反猶主義到達極端來解釋大屠殺的發生，是犯了以普遍性解釋獨特性的邏輯謬誤。反而，鮑曼認為「現代性」與美麗、潔淨和秩序有關，配合理性、效率、官僚體制等現代性手段，要麼從正面建立美好世界，要不就會演繹成消滅醜惡、骯髒的負面建設──這才是納粹大屠殺的根源。
雖然現代性不一定發展出大屠殺，但假若沒有現代國家官僚體制，沒有成本計算、按章辦事、機械式分工，大屠殺只能是不可能的任務。這似乎又解釋了歷史、文學、電影中，一些實行驚天滅絕大陰謀的「魔頭」，總有歇斯底里、潔癖、強逼症等形象，而且通常是瘋狂政治家、科學家等天才。《皇家特工》的IT富商，正是上述模式的21世紀進化版：他無須是政治領袖，只需一部手機，加上「現代性」，就可顛覆世界。多年前網絡惡搞Bill Gates代表「666」，資訊科技革命令每人難逃監控，恐怕這預言，也逐漸正成為「現代性」的事實。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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