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Suzanne Temwa Harris（來自非洲東南部國家馬拉維，現於香港浸會大學攻讀博士）
問：沈旭暉
整理：梁振嶽
馬拉維是非洲東南部國家，19世紀先後被葡萄牙及英國殖民，二戰後到1964年才正式獨立。較不少非洲國家幸運的是，馬拉維沒有爆發過內戰，獨立後，首任總統班達（Hastings Banda）成為民族英雄，但推行單一政黨政治，直到1994年在首次總統選舉中落敗。雖然平穩地過渡到民主體制，但當馬拉維的公民社會日漸成熟，對自由價值的標準也不斷提升，例如1994年以選票「推翻」班達，就是一場民主價值拉倒民族英雄的博奕。而2011年，馬拉維也爆發一輪大規模反政府運動，則是民眾對選舉舞弊、經濟壟斷、貧窮問題的反抗。Suzanne來自馬拉維，經歷過家鄉的抗爭運動，也感受了香港早前的「雨傘運動」，有另一種角度的觀察。而她近年研究中國對非洲的經濟投資和軟實力，亦了解馬拉維人民對中國影響力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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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馬拉維在2011年爆發了相當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當時人民是基於甚麼理由上街呢？
SH：那是在2011年的夏天，上街民眾主要是不滿民主進步黨政府的執政，認為現行所謂的「民主體制」不夠公平，也有爭取媒體自由、學術自由的，也有一些民眾是基於經濟壟斷問題，無法生存而走上街頭。馬拉維的貧窮問題非常嚴重，不少家庭每天收入低於1美元，在政府沒有扶貧政策還官商勾結之下，經濟被少數商人壟斷，例如有不少農民無法負擔高價肥料，連自力更生的希望都沒有了。
上街的人民起初以和平方式示威，大部份只是希望政府作出回應，根本不是要製造麻煩，直到政府派出警察和軍隊鎮壓。軍警除了鎮壓示威民眾，也攻擊媒體；馬拉維只有一個電視台，而且親政府，自然不會報道任何關於示威的消息，而好幾間電台在採訪示威期間，卻遭到警方攻擊，燒毁採訪車。結果在軍警介入鎮壓之後，示威民眾開始失控，有人開始燒車胎、向軍警投擲物件還擊等等，也有人闖入國會大樓或一些政府建築，最終整場運動造成19人死亡，主要是學生，逾百人受傷。
SS：香港早前也發生大規模社會運動，當時妳身在香港，有什麼觀感？
SH：對，香港發生「雨傘運動」時，我幾乎每天都到金鐘、旺角等地方走一圈。感覺上，香港人尊重法治、秩序及和平等意識相當強，即使是如此大型、歷時幾個月的示威運動，幾乎沒有衝擊政府建築物的情況，我聽過有外國媒體以「小熊模式」（Teddy bear approach）來形容香港示威者的和平。
記得運動第一天，我剛好跟朋友在金鐘、灣仔一帶，衝突爆發時還吃了催淚彈，讓我相當震驚。後來情況平靜下來，我幾乎每天都到金鐘、旺角觀察，香港人的組織能力、秩序和團結讓我大開眼界，金鐘、旺角的道路上赫然出現一個個小社區，甚至有政治討論、藝術品展示等不同的空間，讓我難以置信那是個抗爭的場地。我曾經參與、觀察過世界各地的一些社會運動，例如南非的，還有2012年的倫敦暴亂，香港的運動有我前所未見的特色。老實說，我身為「外國勢力」，不能立即理解、投入到香港人到底在追求怎樣的選舉方案、民主政改等，但置身其中我有強烈的感覺，覺得應該支持他們爭取公義。我的父母經歷過1970、80年代在南非、甚至整個非洲的種族平等抗爭，我也特別能理解那種感受。
但相對，我不認為應該以「暴力」來形容馬拉維2011年那場運動。在馬拉維，甚至剛果、肯亞等非洲國家，讓人民不滿的因素太多，甚至正面對危害着他們性命的處境，例如經濟壟斷造成的赤貧，甚至軍政府政權等等，令人民的憤怒都能被理解。而更重要的是，馬拉維民眾起初都以和平的方式示威，甚至沒想過要佔領街道、政府設施，只希望透過遊行促請政府關注，派政府官員跟民眾代表作公開對話。可是馬拉維政府只以「歡迎人民表達意見，政府願意聆聽」之類敷衍了事。
SS：香港跟馬拉維的運動可比較嗎？
SH：跟馬拉維比較，香港幸福在於永遠在國際焦點下，奧巴馬、卡梅倫都會就香港的狀況表態，即使不少是官式發言，而海外傳媒都會報道香港的消息，也因此，和平抗爭在香港能發揮作用，只要引起國際關注，無論香港以至中國政府也多少要顧及國際輿論。相反，馬拉維政府很輕易就斷絕了國內外媒體和志願機構對2011年抗爭運動的報道和接觸，而即使政府不阻止海外媒體，我想馬拉維也很難登上國際頭條。
其實自2011年抗爭之後，馬拉維民間也培養出一些政治組織和議論能力，開始有不同的民間政治組織，甚至會討論下一步如何跟政府協商，當然也有一些主張採取更勇武路綫跟政府對抗。我想這種公民社會的建立對馬拉維日後發展相當重要，畢竟馬拉維在1994年才有第一次所謂的「民主選舉」，2011年才算第一次有人民號召大規模的運動，表達對一些普世權利、價值的要求，下一步要如何爭取政治公義，爭取到之後又如何將民主政體更有系統地實踐，都需要足夠成熟的公民社會繼續討論。我想馬拉維跟香港的民主發展程度可能不一樣，但各自經歷一場重大的公民運動後，也進入檢討的階段。
SS：香港稱得上是「國際城市」嗎？
SH：我在香港兩年多，我也有親戚在三十年前就來到香港工作、定居，在我體驗之下，香港跟「國際城市」這稱號還差得遠。譬如在真正的國際都會，像倫敦，有上300種語言流通着，實在驚人。香港的大學都努力吸納海外各地的學生，但整體香港社會而言，似乎很難看到其他文化真正的存在着，而香港也沒有充份地向國際展示經濟、金融以外的特色。甚至最基本的日常互動中，我作為非洲裔人，黑色皮膚也不時惹來本地人的冷眼。
SS：中國近年加強對非洲的投資，但在不少非洲國家也開始出現文化與經濟矛盾，例如早前就有報道指，在肯亞一間中國人開的餐館，竟然貼上告示拒絕黑人光顧，引起非洲人不滿。中國對馬拉維的影響又如何？
SH：1980、90年代，台灣和日本是馬拉維最主要的投資者，踏入2000年後，中國影響力則愈來愈多。例如馬拉維的新國會大樓，就是中國政府所送的「禮物」，社會建設和發展方面確實受益於中國資金；但當然，一方面我不相信有「免費午餐」，另一方面中國的基建、廠房投資，以至廉價貨品湧入，已經對馬拉維的本土企業和農民造成沉重打擊。
而中國擴大對非洲經濟影響力的同時，可能要格外小心地了解非洲各國的不同文化。例如你舉肯亞中國餐館的例子，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我想任何人到別人的國家，都要嘗試理解和尊重對方的文化，才會受到歡迎。正如我猜，當初香港人也不是熱烈地歡迎着英國殖民者的到來，但在長時間，在雙方尊重下慢慢互相接納。我在香港這幾年間，也留意到香港人對與中國大陸遊客等等的不滿；我想無論中國在非洲還是香港，都應更小心地了解不同的文化，才能真正擴大中國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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