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和約的前世今生（下）：公投與二次談判

哥倫比亞於2016年實現和平，過程峰迴路轉，有不少地方很值得討論。哥國政府和「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游擊隊經過數年談判，以及美國、古巴的斡旋，把停火協定交予全國公投，卻由50.24%對49.76%的些微多數否決。

否決的群眾認為，和約對FARC作出過大讓步，包括不以戰爭罪審判FARC領袖、對罪犯不判監而改以社會服務為「懲罰」、允許FARC以政黨形式直接進入哥倫比亞議會等，都是「跟恐怖分子妥協」，犧牲「正義」以換取和平，乃不能接受。

否決派的背後，正是力主嚴懲FARC的前總統烏里韋（Alvaro Uribe）。這一場公投，迅速演變成人民對自身境況的情緒宣洩，加上出現明顯領袖，結局出人意表，教人想起英國脫歐公投之餘，也令人反思公投是否決定這類議題的最合適選擇。

說到底，世上是沒有完美的制度，公投是否理想的決策過程，關鍵之一是，社會是否得到議題的充分資訊。這方面，先進如英國的脫歐公投，也不見得達標：脫歐陣營始終未有把脫歐後的可行計劃公之於眾，直到現在還是含混不清，令英國公眾未能成為"well informed public"，而類似情況也在哥倫比亞出現。

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把大量精力放在談判和斡旋，卻忽視對國內宣傳，他的「轉型正義」理念難以深入民心，固然有其毛病；不過反方強烈訴諸情緒，純粹假定公投否決後「正義」會到來，卻沒有路線圖，也沒有提出其他可行建議，難免令正方覺得是純粹唱高調的偽善。

有趣的是，公投受挫並不代表和約終結，桑托斯政府迅速與反對和平協議的政黨磋商，也重啟與FARC談判，對上一份和平協定作出50項改動，包括沒收FARC財產，用以補償內戰中的受害人；明定FARC成員接受特別法庭裁判時的罪名（販毒或戰爭罪）；禁止FARC議員在前叛亂區任職等。

不過，新方案的底線仍舊是不會囚禁FARC領袖，反對派依舊不滿，但桑托斯沒有再舉行公投，而是把新協議交予議會表決，最終在反對派離席抗議下獲得通過；之後還有大量程序，例如叛軍繳械、特赦等過程，都是未來爭議焦點，但框架性協議，總算已經出現。

這裏的爭議是：假如公投否決了的內容，經過「技術性微調」，而沒有根本改變協議的本質，卻繞過民眾、再在議會表決，是否符合了民主公義？這就像英國「脫歐」公投後，假如政府提出重新留歐的技術性條件，算是「回應」了民意，然後付諸國會表決，群眾會否接受？一段時間內，這正是「留歐」派對文翠珊政府的期望；目前雖然文翠珊不時強調「Brexit is Brexit」，但這一可能性，還是不能完全排除。

在法律層面，每項公投的約束力都不同，對上述問題，不能一概而論。但純粹抽空而言，公投肯定不可能決定仔細的技術細節，然而「魔鬼在細節」卻是金科玉律。只要官僚處理得宜，微調技術細節，可以根本改變公投結果，而不用正面和民意衝突，這卻是2016年兩大公投給我們的啟發。在未來日子，恐怕公投作為政客提高聲望、疏導民粹的手段，會陸續有來；但作為一錘定音的功能，卻可能越來越是疑問。

小詞典：「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人民軍」（FARC）

1964年成立，原來隸屬哥倫比亞共產黨，冷戰期間獲得國際左翼社會支持，但冷戰結束後轉而與毒梟合作，通過綁架勒索為生，被多國政府列為恐怖組織，也被哥倫比亞共產黨切割。2016年和約簽訂前，估計軍隊人數依然有七千至一萬人，武裝力量不能低估，成了參與和談的最大憑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