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被認為是「黑天鵝之年續集」，假如真的是「黑天鵝」，自然難以預測，但與100年前的1917年比較，規律卻不無相似之處，這已足夠令人憂慮。
說來今年是俄國10月革命100周年，在《經濟學人》新年特輯中，歷史作家伍爾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便把1917年的國際格局與2017年進行深刻對比，從中可以推演出不少可能性。
民主化在第三世界開花
從世界格局起伏來看，最值得對比的，自然是兩次全球化的興衰，本欄早前也對此曾作介紹。1917年之前的半個世紀，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殖民帝國幾乎把全世界納入殖民版圖，開展殖民貿易，人口大規模自由流動，自由主義制度向其他（被認為是不文明的）地區拓展，可算是早期全球化時代。而自1970年代以來，新一波全球化思潮高漲，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蓬勃發展，打破民族國家邊界的「大歐洲」實驗被寄予厚望，在去殖民化浪潮中，民主化也在第三世界遍地開花。
然而，十九世紀全球化的興盛並未阻止世界大戰的爆發，1917年的資本主義世界悲觀情緒蔓延，歐洲殖民帝國深陷全面戰爭，經濟整合和社會文化交流被戰火阻隔。
俄國10月革命和共產主義、威權主義的興起，正是副作用之一；就是沒有一次大戰，俄羅斯帝國能否捱過資本主義的挑戰也是疑問。
再看當下，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化在2008年經濟危機中遭受重創，大規模、高標準的多邊自由貿易投資協定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及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均告夭折；英國脫歐及特朗普當選，可能只是開始。
差可告慰的是，目前我們能避免新一次世界大戰，正是2017與1917年的不同之處。與19世紀末貿易全球化相比，今天世界的經濟互動大有區別，跨國公司遍佈全球的生產、加工、銷售網絡，取代了國家的角色，對不同社會內部的滲透，遠非19世紀末的殖民地貿易所能比擬。是故，即使在保護主義抬頭的2017年，要將以「生產全球化」為特質的全球經貿網絡打破，亦非易事。在各國經濟聯繫不再局限於商品本身，而是牽涉國內不同社群階層時，一刀切的貿易保護政策，就不容易成事。
2017與1917的另一關鍵區別，在於今日各國政府對「威脅」的認識產生了變化。在20世紀伊始，民族國家之間利益對立，被視為關乎一國生存發展的核心因素；不過在今天，恐怖主義、環境問題等非傳統安全因素日益重要，而這些議題都是單一國家不可能完全解決的。在全球性威脅面前，各國不得不通過多邊協商機制、國際組織等平台磋商，令單邊主義同樣行不通。
不過，我們依舊不可對2017過份樂觀。正如Wooldridge 指出，目前我們目睹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浪潮崛起，對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造成實質衝擊；當「思潮」逐漸轉化為「政策」，戰後秩序的崩解，絕非毫無可能。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之時，蘇維埃的「共產主義」理念，乃是超越國族的世界主義理念之反映，本來被認為是痴人說夢。而在新自由主義不再吸引人的今天，我們在國際舞台再難見到「世界主義」身影，各國極端政治思潮無不強調「本土優先」。在這環境下，如何避免重蹈20世紀上半葉的覆轍，是今天精英和民眾的共同責任。
小詞典：十月革命
1917年，俄國沙皇專制政府被推翻，俄羅斯貴族組建臨時政府。同年11月7日，以馬克思主義為綱領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領導武裝起義，推翻臨時政府，建立社會主義政權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後擴大為蘇聯），這也是世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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