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港矛盾」戰場移往排泄物，我們實在不必大驚小怪，因為即使在國際關係層面，類似爭議也經常存在。法國左翼思想家拉波特(Dominique Laporte)曾出版著作《屎的歷史》，把如何處理「屎」演繹為人類文明的劃分、從「公有」到「私有」的關鍵，更將概念延伸到我們對「潔淨語言」的追求。英國印度裔作家、諾貝爾獎得主奈波爾(V.S. Naipaul)的《幽黯國度》對印度人隨處便溺的行為，作出了嚴厲批判，則被左翼學者反批評為「充滿殖民主義視野」：畢竟通過「不准隨地便溺」，宣示在新征服地的權威，也是自古以來之事。
這裡不討論理論、不討論歷史，只是希望帶出，怎樣才是「合理」處理糞便，從來就是國際角力場。在現代社會，隨處便溺對公眾衛生的危險，就是最窮困的國家也一清二楚。但是「一刀切」處理，卻往往被中國、印度等國視為「不顧國情」，乃至是「西方霸權」的吹毛求疵。然而在發達國家，只會感覺上述觀點，不過一些國家刻意宣示「主權」、來掩蓋缺乏自信的表現。
問題是，世上並非所有問題都具有相對性的，像「禁止隨地便溺」和「人類不食人肉」一樣，已屬於文明的普世追求。就隨地便溺而言，這不能說是印度、中國的「國情」、「民族性」，中國古籍記載國人到了天竺，無不歌頌那裡的整潔。這也不能算是小農社會的「會情」，如果論農業社會就要如此，歐洲不少國家也是，但經過中世紀邁向近代社會的數百年，隨地便溺已不再成為問題。
國際社會可能有時接受「民主」照顧不同國情，但不可能接受「便溺」有不同國情，因為這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文明問題，不同國家的法律條文有否不容隨地便溺，根本不是重點。國際社會確立這是文明的普世內容，付出了相當代價，包括早起禁止便壺隨街倒的嚴刑峻法，與及從娃娃開始灌輸「人禽之別」的龐大教育資源，潛台詞就是，確保這原則不容相對主義侵犯。
所以當一個國家以「國情」為由，為隨處便溺的行為辯護，其他國家作為過來人，一定會問：有沒有認真執法過？有沒有認真教育過？要是沒有，那個國家完全一窮二白，也會得到同情；但要是它同時是軍事大國，有龐大資源投放到民族主義相關「工程」，其整體文明形象，將面臨災難。
最教人擔心的是，內地一些輿論卻反其道而行，扭曲國際社會對隨處便溺的接受程度，並隨之批評「西方」持有「雙重標準」，乃至利用內地媒體的資訊管制，刻意造謠。例如有網絡謠言聲稱，碧咸的兒子在香港隨處便溺，港人視若無睹，就是要以民族主義轉移視線，想不到，居然得到不少認同。至於說英國容許隨地小便，更是曲解其法律條文的斷章取義。
這教人想起十年前，中國網絡興起所謂「金粒餐」謠傳，「圖文並茂」說日本高檔食府以處女糞便煮成「金粒餐」為「上等佳餚」，進行意淫，暗示中國文明比日本文明高得太多。日本人知道了，難免衷心鄙視。這樣下去，單是在大小二便這個國際關係戰場，中國的軟實力，恐怕就潰不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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