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美國國際關係學者亨廷頓病逝，被香港媒體廣泛報道，反映他和其「文明衝突論」的影響力，早已超越了一般學術範疇。然而香港新聞一般有這樣一句「文明衝突論在 9/11後被廣為認受」，這卻並非學術界共識。恰恰相反，亨廷頓近年在社會的名氣愈大，在學界卻愈受質疑；何况文明衝突論的方法論本身，確有不少可商榷之處。筆者當年上課，教授就以文明衝突論為社會科學的反面教材。
對亨廷頓的理論批評，可分為兩大類﹕學術上和政治上的。關於文明衝突論的方法論問題，筆者在本欄曾分享過不少，例如對文明的定義難以劃一、對文明內部衝突死傷更多的漠視、對文明間沒有衝突的反例缺乏系統性解釋、把經濟衝突和政治衝突混為一談等，都是亨廷頓的盲點。究竟錫克教算是印度文明還是伊斯蘭文明？兩伊戰爭是什麼衝突？印度和孟加拉如何維持表面和諧？美日之間的外交合作和經濟競爭應如何分類？……假如我們講求實證，文明衝突論雖也有一些量化基礎（例如對挑戰者文明的人口數字），但難以解釋的例子依然甚多，令其立論的涵蓋性難免被大幅收窄。
理論有盲點 未能劃一文明定義
另一類批評則對亨廷頓頗為苛刻，那就是認為他的理論是一個「自我實踐的預言」，為各國野心家提供了對擴張行為的合理解釋。例如亨廷頓曾預言中華文明將和伊斯蘭文明聯盟，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抗西方文明，這在內地，就被不少人視為目標不單純的預言，認為作者是公然否定中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不少西方學者也出版了《製造敵人的文化》一類書籍，反駁亨廷頓的理論只會人為地創造更多敵人。這樣的批評，未免過分陰謀論，有些更不大符合學術規範。
突破以國家利益為單位之框架
其實，亨廷頓本人雖然勉強隸屬美國新保守陣營，他04年的作品《我們是誰》（或譯《誰是美國人》）亦嘗試把文明衝突的框架延伸至美國本土政治，但他的理論其實也是中性的，可以被不同立場使用。正如他本人所言，他只希望提出一些前瞻性系統，讓國家資源得以更有效使用，例如在哪些地方集中資源維和。他擔心具過分自由主義傾向的「價值虛無主義者」、未被美國文化同化的新移民，會破壞西方文明的基石，認為這是美國社會要面對的問題；但與此同時，他也相信不同文明透過溝通，可以比現在和平共存，又公開反對伊拉克戰爭。
說到底，不少學者忽視了亨廷頓的一個學術貢獻﹕雖然他的方法論頗受爭議，但文明衝突論突破了以國家利益為單位的框架，令講求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Realism）和講求非國家話語權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兩大陣營之間，得到對話的基礎﹕當一個國家要追求利益，已懂得倚賴其他國際個體的話語建構，例如有什麼理念、屬於什麼文明等，來達到目的。單是這點，已足以讓亨廷頓留名後世。畢竟，要出現下一位逝世而得到香港媒體報道的國際關係學者，也不知要到什麼時候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