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4日星期三

從耶魯爆炸看美政治生態政變

耶魯大學法學院上月發生爆炸,各界即時反應為懷疑恐怖襲擊,理據是舊生布殊剛在附近暢談反恐,其千金則為現役學生云云。筆者亦為耶魯舊生,對炸彈不感詫異,對其象徵意味卻感惶惑。

耶魯從不以安全第一著稱。在校期間,曾發生學生謀殺案,疑兇為死者導師,又出現過社監戀童醜聞,令名教授淪為囚徒。案件黑白分明,媒體卻不乏反調,例如質疑FBI濫用職權,才令社監的私藏從電腦曝光,或批判當局公開列教授為疑兇有違政治正確,並對其親切慰問。

但這枚炸彈一爆,各方都催促當局盡快給公眾一個「是」或「不是」的交代,就中明顯隱含「不拘小節」的壓力。這種壓力,與布殊政府的「校園反恐計劃」:為留學生建立秘密檔案、容許情報人員搜查學生私人物品、以面試測試準學生的「恐怖指數」才予以收錄等,如出一轍。所以這案件是保證速破的,破案的過程與案情的真相,卻是「小節」了。

失節大事如何化小?2000年,美國還強調政治正確,國務院一年一度的月旦各國報告書,必把人權無限上至第一綱,以中國為首敵。當年入學,必須受雙重訓練才得正式註冊:一為得證明能無限使用避孕套,二為得確保不會犯下無限關心旁人私隱的hate crime。

士別三年,美國改調弘揚「反恐」,國務院報告第一章變成「反恐成效」,中國旋被引為策略性知己;美式人權不再高於主權,卻漸趨與中式人權等量齊觀。新保守主義公開鼓吹以「歧視的自由」演繹人權,chinks與negro不再是禁臠,學生索取免費避孕套時卻感到壓力。安全與自由的悖論,縮影了三年的改變,以大歷史角度稱之為政變,亦不為過。

美式人權不再高於主權

筆者當年的畢業禮嘉賓,包括南非大主教杜圖和水門老英雄,大談人權價值,仿如隔世。去年耶魯創校300周年,布殊留下「C+也能當總統」的勵志豪言。日前又禮成,輪到作家Thomas Friedman警告「別對911過分反應」。又如何?

逢恐必反是天真的膚淺,與時並進地反卻是邪惡的深邃。這就是畢業生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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