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拯救人質的輓歌

【明報專訊】菲律賓人質挾持事件足以作為教材﹕跨境拯救人質的反面教材。

事件發生後，特區政府表示高度關注，特首「親自處理」，方法是成立專責小組。保安局表示派員「提供協助」，派出的是警員和入境處職員。這是否就是政府應做的全部﹖

反面教材

在國際關係，跨境拯救人質是專業學問，由反恐課程教授。經典案例有兩個﹕一是以色列特工在1976年到烏干達拯救被巴游挾持的百多名人質，不但救回幾乎所有人，還順道全殲烏干達空軍。另一是西德特種部隊在1977年到索馬里拯救劫機人質，同樣凱旋而回。在中國，不少邊境居民因涉及跨境賭博，被越南、緬甸、寮國等國黑幫綁為人質，由於當地警方不重視，中國公安也頗有跨境經驗越俎代庖。

那我們如何制定跨境營救的基準，風險如何評估﹖

首先，我們需考察當地反恐水平，這有四類。有些國家本身和恐怖主義千絲萬縷，自需直接插手。第二類國家軍警有貪腐傳統，有時兵匪一家，面對熟悉的半兵半匪式恐怖分子效率低下，這需要國際壓力監督，像菲律賓。第三類軍警反恐能力薄弱，只懂以原始格殺方式「營救」，像上述索馬里政府，就是在西德總理要求下同意讓西德特工拯救。第四類才是有反恐經驗、透明度高的國家。

其次是當地暴力傳統，這又有四類。最嚴重的殺害本國人和外國人同樣頻密，像阿富汗。第二類有通過殺戮外國人傳達政治信息的傳統，南部伊斯蘭游擊隊盛行的菲律賓即屬此類﹔就是這次槍手只有個人訴求，也反映他沒有不殺外國人的顧忌。第三類有外國人因經濟原因被殺的恆常經歷，但當挾持是基於其他原因，往往較易和平解決。第四類鮮有外國人質出現，像香港。

再次要看本地人的海外風險。這有兩大元素﹕一是有沒有類似往事，對香港而言，不多。另一是本地人和當地社會是否有足夠互動，因為這較容易招惹暴行，一方面可能雙方有怨氣（例如菲傭在港待遇），另一方面這有助傳訊效果。假如有港人和俄羅斯人在菲律賓同時被綁，香港人的風險更高。

政府可以怎樣？

評估了風險，政府可以怎樣﹖西德案例得以成功，就是吸收了1972年慕尼黑人質事件的悲劇，從此西德設立了一組內部指引（protocol），到危機發生就可以即時回應。特區政府似乎沒有這樣的指引，危機出現才積極思考回應方式。但假如有指引，又可以怎樣﹖

首先，事發後它必須盡快派有實戰反恐訓練的保安人員（例如飛虎隊），用處一是提供技術意見，二是對當地警員施加壓力，因為這有國際層面的潛台詞。同時特區政府需與菲律賓當局取得默契，讓港方參與營救，這樣當他們發現菲律賓特工缺乏（或不使用）反恐器材、或欠缺全面營救策略，就可以拖延來爭取迴旋。在上述案例，西德特工在短時間內邀請了英國同僚帶來「反恐眩暈閃光彈」，據介紹它爆炸時「可製造160分貝的巨大聲響、15萬瓦特的眩目強光，而且沒有任何碎片，可使人在3至5秒內眩暈」，這3至5秒就是拯救的最佳時間，對只有一名綁匪的危機最宜使用。

此外，還要盡早有一名特區政府全權代表親自到菲律賓，負責外交層面事宜。這人層級不能太低，對方才會足夠重視，若事件仍在僵持，綁匪也會覺得被重視。這代表應帶同談判專家，他們可為談判增加彈性，例如表示特區富商願代支贖金，或願意為綁匪安排第三國庇護等。他也需隨機應變，例如在一般反恐現場，不會容許隨便發放未經證實資訊，以免同黨改變策略。政府不應糾纏於菲律賓駐港領事，而應由特首直接致電菲律賓總統。假如對方未能聯絡，這本身也可被報道，用以反映港方的最高重視。

最後，懂廣東話的心理輔導員必須立刻前往當地，不能待人質死傷後才出發，因為就是事件和平解決，心理創傷也會立刻迸發。

特區政府的嚴肅態度值得肯定，但亡羊更需補牢，期望特區政府吸收經驗，落實跨境反恐協定。香港自稱是國際都會，但從來忽視國際關係，浪費了一國兩制賦予的次主權身分，應急時往往力有不隸，這才教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