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談及阮次山認為曾蔭權沒資格致電菲律賓總統一事,並提出學術上的次主權框架。安裕兄說,阮的受眾不是香港人,自有內地人受落,很對,相關訊息筆者也有耳聞。另有評論員回應拙文,進一步批評曾蔭權犯了錯誤,可歸入「阮次山現象」。筆者不怕再次肯定,曾蔭權在這案例「有理有節」,當然有缺憾,但不應被拿來作文章。
為什麼一些內地朋友認為曾蔭權致電犯錯,並開始反彈?我們必須理解其思維﹕
有內地前輩指教,《基本法》賦予香港的空間(不涉及國防、外交的對外交往權)極大,加上經常有人報告所謂「港獨」潛在危機,中央擔心一旦由不獲信任的人領導,香港將變成「變相獨立實體」。若把涉外權分拆,特區可演繹成「經濟體」、「司法體」、「體育體」、「文化體」,足以繞過中央。曾蔭權的電話,觸動了最敏感的神經。
權限令保守派不安
本欄曾談及香港參與APEC、世貿,其實北京更在意其他,例如律政司國際法律科 ﹕它把香港定位為獨立司法管轄區,然後「負責國際協議的談判工作或派出法律專業人員在談判中提供意見,以及處理香港特區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之間的司法合作請求」。香港警員到菲律賓調查就因為這科與菲律賓簽訂刑事司法互助。這權限令保守派不安,因為,這是雙向的。
根據同一邏輯,北京朋友建議筆者避免跟某些人使用「次主權」這西方名詞,因為很多觀察員不看內容、只看文字,一句「主權沒主次之分」,就寫報告。
筆者深信,這一切邏輯上並非不可能,但如果太過慮、大張旗鼓會適得其反,只會挑起原本不存在的中港矛盾。曾蔭權這次行為的「理」和「節」,還需由這次主權概念談起﹕
一、「次主權」和筆者另文說的「涉外關係權」是同一概念,名詞源自學術用語,並非「次級主權」,不應粗淺的望文生義。在中文,「次山」是「次等山」,但英語的「次」(sub)並非「次級」,正如「次文化」並非「次等文化」,是指從主流文化衍生而被前者涵蓋的新文化。
次主權指由主權國家授權予其組成部分在個別範疇與主體保留差異,作為該主權國家的另一表達形式(例如國防外交以外的涉外交往),兩者並非取代,而是衍生關係;在這些範疇,被授權的地方足以和主權母體並列而享有後者的能量;這不是一種新權,而是同一主權的一體兩面,是基本法這授權法授權的內容,因此香港才被容許出現在APEC、FATF。
二、學界形容香港身份除了「次主權」,還用「非主權實體」,我們數年前是用這詞的,但北京對「實體」同樣感冒,有內地朋友翻譯西方這詞就被批評。外國按殖民地例子用「準國家」(quasi-state),更感冒。有時用「自治體」,北京擔心西藏傚法。結論是中國國情不同,不能參照西方,外來名詞不應使用。筆者尊重中國國情,一直把次主權保留在與國際接軌的地方作學術討論,在內地用「涉外權」,贊同《明報》社論所言,為免觸動這些人,建議香港非學術語境使用「涉外權」。
三、假如觀察員要上綱上線,應先批判翻譯一國兩制為one-country two-system的人。有外國學術朋友討論這詞,笑說是分離主義主導,因為「country」指不涉及主權的土地,蘇格蘭、威爾士在國際都是名正言順的country;在各國入境表、購物資料的country of origin,我們被要求填上香港。一國兩制譯成one-state two-system,倫理才清晰。但我們沒有深究,因為香港還有互信和普通常識。
四、香港有沒有權到菲律賓調查、談判、救人?香港在涉外關係權限,早與各國簽定不涉及國防外交的大量雙邊協議,只要有協議為基礎,絕對有權。葉劉淑儀提議考慮以飛虎隊支援等回應,認可的香港涉外權遠多於筆者,但也只停留在保安的範疇。
五、香港特首能否致電總統?在次主權平台,例如APEC,各單位領袖的身份,包括菲律賓總統和中國授權出來的香港特首,都是次主權領袖,在那平台上平起平坐,一直在直接溝通,這是常見國際慣例。回到主權平台,他們之間自有等級差異。假如特首連在授權平台內的致電權也沒有,那他在APEC的每一句話,就必須請示。
六、在操作層面,曾蔭權不能在主權平台發言;在次主權平台致電,須註明是以APEC或FATF領袖致電對等的領袖;假如致電時沒有交代,也沒有先知會中央代表,他那刻只是地方首長,這是技術失誤。這身份表露了,對方可說這事不在相關範圍,讓其轉交國家層面商討,但不能不理會。在這平台碰壁,特首應主動找北京在主權平台協助。不過,假如特首在非常時期評估致電可帶來幫助,我們不相信有任何港人會怪責。
人本精神發揚光大
上述問題是值得討論的,我們沒有權威能一錘定音,但以這案例一口咬定批評特首「亂碰亂跳」、「架是自己丟」,態度固然涼薄,而且無視中央授權香港的涉外權,似是借題發揮。無緣無故在這些場合也製造敵我矛盾,而得出奇怪的結論,大是不必,有時港人對中央的信任,正是這些人破壞的。
慘劇最教人感動的是,立場不同的港人和政府似有默契,讓人本精神和香港法定涉外功能發揚光大,個別挑動族群矛盾和中港矛盾的言論只是白璧微瑕,這才是香港精神。有人想起問責就滿腦子等級、賠償,但曾蔭權除了情急致電菲國元首,還在沒有講稿下衝口而出說「現在不是討論撫恤金的時候」,那可不是政治化妝。起碼在那一刻,他的精神代表香港,也代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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