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上文提要﹕美國一間對冲基金公司入稟香港法院，向國企中鐵追討一筆關於剛果的爛帳，引伸出外交問題。香港法院應否受理此案、是否有必要交人大釋法，成了焦點。筆者認為，事件牽涉國際法有關「絕對外交豁免權」和「有限豁免權」的區分，在今次例子，採納絕對豁免權原則的國家（中國）固然不會受理，就是在使用有限豁免權的國家/地方（英治時期的香港），也可自行判斷其性質……
灰色地帶難逐一釋法
現在律政司認為「這宗案件是否涉及外交」的判斷，本身也涉及外交層面，因此建議人大釋法，說清楚什麼是香港不能處理的外交事務等問題。邏輯是對的，但假如連這些問題也以釋法解決，恐怕現時行之有效的涉外行為會大受影響，因為世上是不可能有一刀切準則判斷什麼是「外交」和「非外交性外事」的，怎樣劃線也後患無窮。以香港參與的區域反恐為例，它不在基本法賦予的八大涉外範疇內，香港卻簽署了不少條約，這屬基本法的灰色地帶；但據筆者向中港部門了解，特區參與前曾獲中央核准。換句話說，已有實質存在的約定俗成，處理基本法模糊之處。類似案例不少，單是筆者研究掌握的就有20多個，它們涉及完全不同的範圍，不少比外交豁免權更難處理。按上述提請釋法的邏輯，這些案例恐怕每個都要釋一釋，這不應是北京和香港樂見的。
簽署公約 國家豁免權設限
香港法院是否要使用絕對豁免權，也難以釋法解決，因為中國的絕對豁免權本身就在轉變中。表面上，中國以最古典的理論演繹主權的絕對性，以致不少愛國人士提起主權這名詞就條件反射的感冒。但事實上，改變已默默進行。以絕對豁免權為例﹐前外長李肇星已在2005年簽署《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這公約中國是積極參與撰寫的，承認在若干情况下，外交豁免權並不適用。以社科院法律學者王可菊的話﹕「公約在肯定國家豁免作為一般原則的同時，作出了對國家豁免加以限制的具體規定」。公約未在中國正式生效，但學者已研究如何配合制訂新的國內法。
何况在國際關係，不少國企、或國家部分投資的公司，都為外交承擔白手套角色，也代表國家接受援助。什麼時候要使用白手套涉及外交的靈活性，外交部不可能每次都像剛果案這樣連發三封公開信，因為這暗示了中國援助非洲的戰略目標。雖然這是心照不宣的事實，但北京一向曲筆交代，公開了，足以被上綱上線。
特區應設與「外交」對口「涉外」單位
說到底，無論這是否社會共識，律政司提請釋法的原因是「確定香港法院與內地行政機關有一致看法」。當律政司要中央定義外交，似乎已以「中央定義的外交即不能牴觸」演繹基本法18條。假如是這樣，則毋須釋法、單在操作層面，特區內部已可處理。例如特區政府可設立一個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對口的法定機制（例如回歸前曾有計劃成立外事署、或外事專員），一方面統籌不同部門的涉外關係、以外事配合中央外交，另一方面在爭議發生時主動與外交部溝通，以從中央傳遞是否觸及外交的信息，並就相關議題反映港人意見。只要這對口單位得到法理依據，法院即能把它的資訊視為是否涉及外交的內部指引，毋須事事依靠釋法；當司法機關發現可能涉及基本法定義的外交層面而不能決定，可主動啟動機制，自可「確定香港法院與內地行政機關有一致看法」。但假如外交部在特區沒有提出下主動表示意見，則這只是參考，法院依然握有主動權。
這類建議自不成熟，但相信機制的存在是有價值的，否則基本法模糊處不少，特區政府始終會擔心政治敏感，而不敢積極拓展涉外關係；外交部也會因為擔心影響一國兩制的敏感，而不敢對香港涉外資源善用。中央政策組的劉兆佳教授曾對筆者說﹕「在政府，只有我一人會聽你說涉外關係，因為沒有部門會在操作層面以外，把發展這範圍的策略當作自己的責任。」劉教授高瞻遠矚，自不會健忘。正如外交部智庫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對中央政策組的顧問報告以「多孔主權」、「次外交理論」解說，香港涉外關係應承擔符合國家外交利益、中央又不方便做的角色。剛果案正是一個臨界點，可讓中央和特區政府思考上述結構性問題，只要處理得宜，既可為中國外交服務，也可為香港的國際身分保留應有的空間。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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