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22日星期日

達富爾危機 顯示中國崛起矛盾

【咫尺地球】中國習慣了因人權、民主、自由一類問題被西方「說三道四」,想不到荷李活 明星牽頭的杯葛北京 奧運 運動,居然以遠在天邊的蘇丹 達富爾人道危機切入。要求中國以影響力向蘇丹獨裁政府施壓,明顯是政治掛帥,但也突顯了崛起中的中國外交有自相矛盾的隱憂。

3個不能並存的外交綱領

9/11以來,中國外交同時有三個綱領,但它們幾乎是不可能並存的﹕

一、和平崛起,當「盡責任大國」,承諾遵守國際社會秩序的規範,維持既定秩序,不當麻煩製造者和霸權挑戰者;

二、進行「全方位外交」,祈望和所有國家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特別重視與美國 不和的國家,以作為外交力量的憑藉,並依然強調拒絕干涉別國內政,來建立和美國不同的國際普世價值;

三、放棄口號外交,重視務實的能源和經濟效益,以提高在各地的市場佔有率,奉行新現實主義。

中國打進蘇丹,原來是同時落實三大綱領的代表作﹕

一、中國確有援助蘇丹人道危機,還有意調和當地政府軍跟叛軍的衝突,以求樹立不偏不倚的形象;

二、蘇丹名列美國「欽點」的最後獨裁國家、準邪惡軸心,是全方位外交的理想對象,胡錦濤 今年親訪蘇丹的震撼,好比當年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 訪問伊拉克 ;

三、蘇丹新興石油是中國能源外交鎖定的目標,目前北京對蘇丹的經濟操控率遠高於英美,故蘇丹才被看成另一個「中國的北韓 」。

美國外交更能兼容理想與現實?

問題是,到了今天,「蘇丹計劃」已不能調和內在矛盾。根本原因在於「盡責大國」的建構身分,由西方話語權掌握。中國理想的「盡責」,一方面避免意識形態的是非判斷(暗示「人權並非高於主權論」),另一方面又要當無既定立場的仲裁者﹐這是歷代天朝上國最情有獨鍾的角色。所以北京聲稱無論對非援助多少、做多少生意,都「沒有任何附設條件」。西方眼中的「盡責」,則對若干普世價值有單一判斷,對有違這些價值的國家、政權、組織、個人施予全方位壓力。

由此衍生了兩個邏輯循環:

假如中國服膺西方普世價值->需干涉別國內政->沒有了「不干涉別國內政」保護傘->蘇丹一類國家會否讓中國佔有市場和能源,實屬疑問->沒有和北韓、蘇丹之流的緊密關係,純靠經濟崛起,能否成為廣義「大國」大可商榷。

假如中國不干涉達爾富爾->不尊重既有國際價值->並非盡責大國->沒有「是非之心」->全方位外交就是圍堵西方->專制國家讓中國佔有市場,只是抵制和挑戰西方影響->中國威脅論。

上述矛盾,其實也曾在冷戰時的美國出現,當時尼克遜的現實主義、列根的保守主義和威爾遜後人的國際主義互相攻伐,世人曾相信理想和現實不能並存。時至今日,在建構主義盛行下,美國外交卻出現了三派合一的共識,以「自由現實主義」為指導思想,推行同時符合美國利益、(美國提倡的)普世價值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政策。不能掌握話語權的中國,又當如何?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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