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5日星期一

中美新冷戰前夕,重溫「霸權過渡論」

當中美全方位衝突漸成常態,不少人擔心「新冷戰」逐漸成型,亦傾向認為中國崛起後挑戰美國霸權,就是這個時代的宏觀背景,令「中美必有一戰」的假定,在東西方社會都深入民心。但這是必然嗎?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 (Paul Kennedy)的名著《霸權興衰史:1500年到2000年的經濟變遷和軍事衝突》,是研究「霸權過渡論」的經典之一,其中美國在二戰後和平取代大英帝國,成為現今的超級大國,這段經歷,尤其值得重溫。

英美經濟發展與其帝國之消長

《霸權興衰史》出版於1987年,當時冷戰仍在進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雖漸降溫,但仍互相對峙。甘迺迪從近代史開端的1500年起,探討直到1980年代的各個大國興衰發展歷程,並預測了未來中國、日本、歐洲、蘇聯、美國等在世紀之交的發展。這本論述,成為日後中國CCTV紀錄片《大國崛起》的藍本。

在探討大國盛衰歷程中,甘迺迪更強調經濟實力的角色,認為要衡量一個大國的實力和地位,必須將其放在與其他大國的「相對力量」中審視。對一個大國而言,其得以存續自身的實力和地位,依靠的主要還是資源、經濟的可持續性,而不是軍事實力,因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始終還是要有相應的資源支撐。一個國家握有強大軍事力量,並對外進行擴張,固然是因為其經濟發展達至相當程度,但當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擴展至其經濟實力無法承擔,就會陷入「軍事過度擴張」或「帝國過度擴張」(Imperial overstretch),由此走向衰微,因此大國必須維持經濟實力和軍實力量之間的平衡。

根據甘迺迪的演繹,美國之所以在二戰前後成為超級大國,正是由於達至了這一平衡。昔日的霸主英國,在18世紀開始能戰勝法國、奧地利哈斯堡王朝等對手,逐漸步向帝國之路,正是受惠於開展海外貿易、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從而帶動經濟發展,令其長期保持強大軍事力量,甚至能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以貸款支持超過30%的戰時支出,而依然未出現「過度擴張」後遺症。直到20世紀的兩場世界大戰,均以歐洲為主要戰場,除了對歐洲經濟帶來嚴重損害,亦破壞了英國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平衡。另一邊廂,美國自南北戰爭後至20世紀初,由於高效率的農業生產、豐富天然資源的開發、科技發展和資金流入,早已累積了強大經濟實力,只是因為早年嚴守孤立主義,拒絕負起國際領導者的角色,才令其經濟力量和國際影響力嚴重不相稱,英國霸權也勉強維持到二次大戰前夕,儘管就是沒有德國的挑戰,已顯得力不從心。

到了1941-43年之交,終於出現甘迺迪演繹的英美霸權交替轉捩點。由於德國和日本的軍事行動,先後令蘇聯、美國加入二次大戰,令這兩個國家比起已遭佔領的法國、和負隅頑抗的英國,影響力不斷增強,雖然它們以德國、日本、意大利為對手,但其實卻在同步蠶食英國和傳統歐洲列強建立的勢力範圍,這一點連希特拉也準確預料到。美蘇參戰後,也大幅擴大了盟軍與軸心國在軍備生產和復原速度上的差距,令盟軍獲得支撐長期作戰所需的資源和生產力:以甘迺迪的話說,美國的參戰,正是將其經濟總量為軸心國三國足足三倍有多的潛能,化為國際關係的現實。但這樣一來,英國軍事上既然需要美國幫忙,經濟上就再也沒有選擇,只能接受國際體系的(相對)和平過渡。

英國在戰後,自然不是坐以待斃,也不是完全主動的放棄帝國,邱吉爾一類老一代領導人,依然處處以「大英帝國領袖」自居世界之巔。但時不我與,美國一個馬歇爾計劃,就打破了歐洲以往的經濟體系;蘇聯的輸出革命,也令英聯邦內各國失去向心力,不少在蘇聯支持下成為左傾政權。最終英國在蘇彞士戰爭後接受現實,完全接受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相信不少英國建立的秩序和價值觀能順利過渡,讓英國利益能最大程度被保障,而不是像西班牙帝國那樣,在霸權終結後徹底打回原型,已經是最佳結局。

美國的超級大國之路,走到盡頭了嗎?

由於一個大國的存續如此在乎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平衡,故此甘迺迪斷言,沒有一個大國強權可以永續。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技術和組織發展上的突破,終會令某些國家取代現有的強權而興起,認為一個自己建立的新世界秩序,能更有效保障自身利益,結果就導致「霸權過渡期」的不穩定性,有時和平解決(例如美國取代英國),有時以戰爭解決(例如德國挑戰英國),但這樣的挑戰與應戰,幾乎不可避免。甘迺迪早於冷戰未結束時,就預測世紀之交的美國,會因為過度擴張其軍備,特別是要長期維持在海外的駐軍、和軍事介入其他國家事務,終不可避免步向軍事過度擴張、經濟無法支撐而衰敗的結局。

當然,甘迺迪出版《霸權興衰史》時,並未能想像冷戰會迅速結束;其他國際關係學者如奈伊(Joseph Nye)提倡的「軟實力」、羅塞爾(Suzanne Nossel)提出的「巧實力」(smart power),均認為美國現今依然能保持超級大國的實力和地位。但綜觀現在的經濟數字,特別是中國的人口紅利有利互聯網虛擬經濟的發展,「霸權過渡」的客觀條件卻已出現,問題只是形式會接近德國挑戰英國、還是美國取代英國的先例而已。中國在過去十年一反昔日傾向閉關自守的孤立主義常態,積極參與國際秩序,策略就是以自身龐大的經濟實力,逐步掏空原秩序的內容,而又能繼承同樣的表面話語(例如今天中國政府也強調推廣有中國特色的法治、自由、民主),這其實就是美國取代英國的套路。至於特朗普不斷退出國際組織,其實也不是純粹的孤立主義,而是希望在美國還有實力時,打破自己昔日建立、但已被「騎劫」的世界秩序,重構一個「美國霸權2.0」,而這一場博奕,不過剛剛開始。

小詞典: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1945-)

英國歷史學者,兼研究國際關係,牛津大學博士,後於美國耶魯大學任教成名,代表作《大國的興衰》成為當代國際關係歷史的殿堂級著作,被翻譯成23國語言,在中國特別受重視,成為有數國際認可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 大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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