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從不存在？

昨天談及傳統學者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支持觀點，把特朗普形容為人類文明的大敵，但與此同時，自然也有其他學者、評論員持不同看法。 芝加哥大學年青國際關係學者斯坦尼蘭（Paul Staniland）就認為，自由主義者只是把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浪漫化，創造了想像出來的二戰後歷史畫面，卻忽視了它的局限及模棱兩可。他認為對抗特朗普粗疏的外交政策雖是一個目標，但大家也必需明白「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年久失修，即使對歷史也不能選擇性閱讀，忽略這制度帶來的高壓政治、暴力和不穩定。他以著名自由主義者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等為例，他們為自由主義秩序辯護時，也不會提及伊拉克、阿富汗、越南、利比亞等失敗例子，反映這體系對發展中地區的正面影響非常有限。

時至今日，亞洲的財力、軍力都在急劇增長，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核心，只是保持在跨大西洋地區。至於在中東，美國更從不採用自由主義政策，而是以「雙重遏制」為宗旨，但對於國家應投入多少鮮血和金錢保護該地區的美國利益，從來存在極大爭議。2003年，美國基於布殊政府的「新保守主義」思維，在未獲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出兵伊拉克，卻未在自由、民主、人權、國際機構等領域取得重大成就。阿拉伯之春後亂局處處，美國到頭來還是回到起點，情願信賴埃及塞西一類新興親美強人，充份反映美國對自由主義秩序「和則用、不和則棄」。斯坦尼蘭強調，這種含含糊糊的「理論」，早就破壞了它為未來外交政策提供實際指南的實用性，只會淪為口號。例如在2017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不少成員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自由經濟秩序的領導者」，目標明顯是刺激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但也側面反映了甚麼是「自由主義秩序」，充滿搬龍門的空間。

難怪以提出「反事實歷史」系列成名的歷史學家費格遜（Niall Ferguson）一語道破，所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不是「國際秩序」，而只是全球精英集團之間的內部秩序，擁有各種壟斷性知識、或實際資產的一小撮人，才是這秩序的真正受益人。以自由主義者最自豪的成功案例歐盟為例，費格遜就指出歐盟刻意建立在過份繁瑣、吹毛求疵的監管規則之上，官僚主義、中央集權觀念很重，負責人並不會輕易放下控制權，一般人也不容易理解歐盟究竟在幹什麼、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結果精英們就輕易達到實質上的壟斷效果。那些負責歐盟運作的官員生活優越，與歐洲普通百姓的生活嚴重脫節，結果在應對金融危機時犯了巨大錯誤，加劇了對（德國以外的）歐元成員國的負面衝擊，亦未能妥善處理阿拉伯之春帶來的移民和邊境管控問題，何況其單一貨幣、完全開放邊境等政策，根本不能與民族國家的穩定和合法性兼容。在費格遜眼中，歐盟目前面對的危機，正正顯示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失效。

費格遜對昨天談及的自由主義捍衛者札卡瑞亞，有長篇大論的反駁，例如認為被扎卡瑞亞形容為自由主義綠洲的加拿大，也不見得成功。他指出加拿大現在的堅尼係數遠較1980年代為高，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黃金十年，有1/3經濟增長流向收入最高的1%人口，外國投資者湧入溫哥華、多倫多等房地產市場後，當地房價已急升至2000年三倍，民眾反彈只是早晚的事。至於中國雖然以參與全球經濟的方式壯大，但治國理念完全與自由主義理念脫鉤，假如靠一個威權大國維繫國際自由主義秩序，這秩序難道還會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嗎？

小詞典：雙重壓制（Dual Containment）

美國外交政策，源自外交學者Martin Indyk，主張華府同時壓制伊朗、伊拉克這兩個中東主要對手的政策，以鞏固主要盟友以色列的安全穩定。兩伊戰爭、海灣戰爭期間，美國國策雖然時而相對傾斜其中一方，但整體依然要同時壓制兩伊，直到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伊拉克民主化，但伊朗什葉派政府影響力擴至伊拉克，成了今天美國的主要壓制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