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7日星期一

精英共識政治的終結:全球「本土主義」興起之謎

二十多年前,冷戰終結,「全球化」一度成了「潮語」,似能解答一切,世界也彷彿步進大同,再無國族疆界,只有普世大愛,最社會主義的理想,通過最資本主義的方式,快將實現。

諷刺的是,在過去數年,趨勢卻剛好相反。不少看似互不相干、主張限制外來者的本土主義分別興起,像以往相對「包容」的瑞士通過限制新移民的公投,有排外政綱的政黨在平和的北歐國家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紛紛崛起,獨立公投亦將在蘇格蘭舉行。這波全球化時代的本土思潮,和舊有由國家鼓動的愛國主義、政客宣傳的民族主義都不盡相同,我們可借用美國評論員Leonard Zeskind 二○○五年發明的名詞,稱之為「新本土主義」(New Nativism)。無論對其是否認同,我們必須明白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一個結構性現象。但這個「結構」是什麼?

近日新加坡鄭永年教授發表文章《21世紀的政治秩序與危機》,雖然探討對象是世界整體秩序的失衡、特別是亞洲面對的管治危機,但用來解釋上述問題,也有相當啟發性。在鄭文基礎上,筆者嘗試分享一些延伸思考,以略述全球本土主義興起的六個原因:

一、鄭教授認為,全球化經濟體系令各地政府的自主權弱化,愈來愈受外來資本影響,傾向商界利益。進一步分析:即使部分外資無意干預本地政治,也會通過房地產一類投資,或其他跨境貿易圖利。無論是投資銀行還是水貨客,特別是和本地社會缺乏互動的,都會被視為影響本土民生的寄生者。

二、鄭教授認為,全球化產業以金融、資訊科技為新貴,缺乏實業,卻能隨時抽走資本,比工業時代更導致貧富懸殊,令原來產生「共識政治」、立足本地的中產階級失去影響力。進一步分析:這些中產部分下流到底層,喪失尊嚴,追本溯源,也出現排外情緒;另一些則轉型為全球化精英,與本土距離愈來越遠,進一步失去本土中產原有的穩定功能。

三、鄭教授認為,全球化人口流動令不同階層都面對外來者挑戰,表現突出的新移民不滿對待,亦要爭權。進一步分析:各地引入新移民或外勞,自有其經濟原因,但一般群眾不一定得到好處、有時「滴漏效應」根本不存在,卻能親身體驗箇中不便,令本土運動特別得到基層支持。另一方面,當代新移民維繫和母體的聯繫、或不斷流動,都比從前容易得多,往往沒有誘因落地、融入當地,卻懂得利用外來資源提升在新社會的權力,也令矛盾激化。

四、鄭教授認為,全球化民主令政府被民眾要求保護本土、增加福利的壓力愈來愈大,但這和全球化經濟體系的設定卻背道而馳。進一步分析:由於各國政府在民意壓力下,承諾的福利愈來愈多,亦容易被拿來和其他政府比較,面對經濟危機時,只要削減福利,本土思潮更容易成為主流思想。

五、鄭教授認為,全球化資訊革命令一般人真正能掌握自己的權利,弱化原來的精英共識政治。進一步分析:資訊革命已大幅度降低走入精英階層的門檻,無論是專業界別的親建制精英、還是學院派的反建制精英,都失去一般群眾尊重,也令原來一度成為精英共識的「普世思維」被推倒重構。

六、鄭教授認為,互聯網令社會動員方式產生質變,人人都爭取到議題設定權。進一步分析:關鍵是實時(real-time)資訊發放的智能手機產生後,原來居於權力最底層的群眾,已通過自己的最大優勢:時間,打破了精英對大眾媒體的壟斷,而這卻是最難從全球化直接受惠、對外來影響最不滿的一群。

樂觀主義者認為,上述種種不過是陣痛,「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最終世界還是會大同。

理論上,也許是的,但「最終」假如是一千年後,陣痛就不止是陣痛了,只爭朝夕的一代,卻會發現在可見將來,各地本土主義必能維持相當實力,就算走到世界哪角落,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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