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世界盃進行至今，一般人期望因為主場之利而會超水準發揮的非洲球隊表現奇差，而且戰意成疑。尼日利亞球員幾乎是故意領取紅牌的舉動劇力萬鈞，喀麥隆負日本的過程也教人難以捉摸。當然，這不代表球賽造假，也許一切都是球員在特定環境下的「正常」發揮，但這畢竟反映了一些典型的非洲管理問題。對此我們可參考Steve Bloomfield撰寫的《非洲團結：足球如何反映非洲》，以及Ian Hawkey的《腳的變色龍》。
首先，非洲球隊內部貧富懸殊，通常都有個別超級球星已成億萬富翁，卻同時有隊友在乙組球會效力。這自然會產生不受教練控制的內部權力架構﹕只要教練部署不合超級球星的意，他們的派系就可能不合作；合他們的意，其他人卻可能不合作，總之空降的外來領隊，不可能輕易駕馭本土流派。但派系如何形成？以喀麥隆為例，球星伊度奧（Samuel Eto'o）並沒有被指控打假波，而且恰恰相反，居然自居足總，在球隊入圍時自掏腰包，向隊友分發獎金，又贈送名貴手表「激勵士氣」。從政治角度，這卻可以算是赤裸裸的奪權，教人想起海外大學偶爾有名牌教授毋須授課、也毋須親自研究，只需要把經費攤分請人，就建立了「第2支管理團隊」。這樣的團隊，自然難以有整體效果，什麼戰術、部署，都流於紙上談兵。類似管理問題，在非洲不同政府部門內部普遍存在。
表現不濟 反映典型非洲管理問題
球星就是不搞內部派系，也搞外部派系，為自己退休後的後路鋪墊。這自然在各國國家隊都存在，同樣一團糟的法國就是例子，但非洲球隊更欠制度，問題更易以金錢方式表達。喀麥隆曾多次打入世界盃，成績飄忽，每次都為獎金與國內足總角力；在上屆世界盃，首次打入決賽周的多哥更一度因為獎金問題威脅罷踢。然而這並不代表這些球員真的很愛錢，卻反映球員對管理的權威存有根本不信任，他們也許情願沒有獎金，也不希望被中飽私囊。構成這不信任，與他們的切身經歷有關﹕每支非洲球隊都有和權貴關係密切的重量級人物，像喀麥隆名宿米拿（Roger Miller）1994年以42歲高齡入選國家隊，完全是總統親自干涉的命令；本屆尼日利亞的頭號球星簡奴（Nwankwo Kanu）成名多年，因為頑疾痊癒而成了半政治人物，屬於必須入選之列，但據他效力的球會內部傳出，非洲球員都有兩個年齡，他們習慣報小年齡參與世青盃和奧運會，簡奴就被這球會懷疑為可能已達40歲。上一代尼日利亞球星艾摩卡治（Daniel Amokachi），據說有熱線直達總統府。由於上述機制欠透明，球員經常覺得待遇不公，這也是非洲社會發展的問題根源。
隊內貧富懸殊 太多權力核心
收入懸殊、管理不善，加上心理不平衡，自然容易滋生貪污，這也不是非洲獨有。賄賂在加納等非洲國家並不普遍，不過在尼日利亞相當盛行。在那裏，貪污是日常生活一部分，騙案頻頻，一般人都不敢使用信用卡，因為「信用」並非日常生活名詞。就是在管治好得多的加納，其隊長艾比亞（Stephen Appiah）在上屆世界盃後曾向記者坦誠，曾有博彩公司提出造假建議，被他婉拒了，但他相信有類似機會的球員多不勝數。假如類似事情發生在西方國家隊，被揭發的機會也許相對大些，但假如非洲球星甲舉報球星乙涉嫌受賄，他大概需要確保自己和自己的近親在其他生活範疇都沒有同樣問題，這並不容易，令「瞞上不瞞下」成了風氣；事實上，整個非洲政壇的貪污制度，也以同樣原則運作。假如國際賭波集團真的要介入世界盃（而這幾乎是毫無懸念的），非洲的主場，就提供了比以往方便的周轉渠道﹕不要看輕這一點，這對不少被球星聘請為經理人的鄉里，以及他們賴以運作的宗法制度，具有近水樓台的誘惑。
假如這些結構性問題解決了，以尼日利亞、喀麥隆的足球水平，起碼足以挑戰四強；而他們也會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忽然水銀瀉地一次，去證明自己的應有實力，這才是球迷又愛又恨之處。但假如這些結構性問題都解決了，擁有豐富資源的人口大國尼日利亞、作為前法屬西非核心國家的喀麥隆，也足以大國崛起了。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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