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8日星期一

智利地震後的「哀兵效應」

June 28 智利 Vs 巴西

足球不但經常與政治掛鉤﹐和危機管理體系也有不少經典互動案例﹐其中南美球隊智利的經驗最值得研究。

智利並非南美洲一線球隊﹐史上智利成績最好的一屆卻得過季軍﹐那是1962年﹐智利作為主辦國﹐僅僅在準決賽以2:4負予球王比利坐鎮的巴西。但創造如此佳績的背景﹐除了主辦國的優勢﹐還有相當重要的一點﹕在世界盃舉行前兩年的1960年﹐智利發生世紀大災難﹐那是人類有紀錄以來震級最高的特大地震﹐有紀錄說是黎克特制8.9級﹐也有說是9.3級﹐此後還發生了數次7.7級以上的餘震。總之﹐程度遠遠超過年前中國的汶川地震。

智利國土狹長﹐地形極其獨特﹐天災頻仍﹐但面對這個級別﹐還是有世界末日的恐慌﹕電影《2012末日預言》所預言的個別地震級別﹐甚至也沒有9.3級這樣誇張。智利原來興建的世界盃會場幾乎毀于一旦﹐國家空前恐慌﹐難民處處﹐對原有的貧富懸殊問題進一步激化﹔鄰國阿根廷也打算以「援助友邦」為名﹐把智利的世界盃主辦權搶走。不過最後智利足總堅持繼續舉行﹐希望靠足球穩定人心﹐當時智利足總主席迪特伯恩有如此名言傳世﹕「我們已經一無所有﹐不能連世界盃也失去」。兩年前﹐中國在汶川地震繼續舉辦北京奧運﹐而且不加避嫌的繼續大力宣傳﹐就是主要參考了智利世界盃的經驗﹐認為災後盛事不但不是問題﹐反而有正面宣傳和內部凝聚作用。

結果﹐智利趕及興建四個會場﹐包括可容納十三萬五千人的聖地亞哥體育館﹐令那屆世界盃成為使用球場最少的一屆﹐雖然不少基建未能恢復﹐但總算創造了國家急速復原的奇跡。智利隊以受難者姿態上場﹐在被一致看淡的情況下同樣創造了奇跡﹐可算是「哀兵必勝」的最佳演繹。更戲劇性的是世界盃前一月﹐對保住主辦權勞心勞力的足總主席迪特伯恩積勞成疾病逝﹐令智利舉國上下哀上加哀﹐主席也迅速成為足球烈士﹐其名字被命名為球場。當然﹐除了士氣問題﹐「哀兵效應」還有其他解釋﹕在舉國關注的壓力下﹐任何形式的造假行為都會被零容忍﹔有了同樣身為哀兵的全體本國球迷打氣﹐令主場氣氛有如宗教場所般悲壯﹐球證的同情也會更容易對智利付出。而且﹐在天災過後的主場出戰﹐主隊的心理優勢﹐也會遠遠優於客隊。

巧合地﹐在本屆世界盃舉行前﹐智利又發生8.8級大地震。對應付天災經驗極度豐富的智利人而言﹐這次已是處變不驚﹐也婉拒世界各國派員救援﹐而相對同期發生的海地地震而言﹐傷亡人數也少得多﹐但球隊依然有撫平震後人心的國家任務。因此﹐在智利對洪都拉斯的首場比賽﹐智利前女總統巴切萊特特別親臨南非打氣﹐還明確提醒球員上述責任﹔被國內視為上一代球王森莫蘭奴接班人的前鋒蘇亞素﹐成為國人的重點期望。智利晉身十六強﹐絕對是鼓舞人心的政治事件﹐國內早已適當地將之善用到救災工程。不過「哀兵效應」能走多遠﹐就不得而知了。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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