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寶革命：從個人關係到國際關係的影響

支付寶與微信支付正式進軍香港，民間反應兩極。支持的，說出不少獨特應用例子，超越身份、道德範疇，成為一時佳話；反對的，每每無限上綱，不少文章立論嚴重脫離事實，而成為國內用家的笑柄。

雖然普羅大眾關心的，只是掃描二維碼的付款方式與八達通怎樣比較一類問題，但假如我們只着眼於付款形式，卻會忽略科技公司於過去數年對國內社會結構造成的巨大影響。這些科技巨無霸已走出中國，在世界各地建立據點，未來更可能翻天覆地。

多重身份建立與新信用制度

支付寶成立時，只是淘寶的第三方擔保系統，現已發展出基金、保險等業務，與騰訊的微信支付，都成為國內人民衣食住行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帶來的改變，首先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轉變。

自從「網購」興起，每個人在市場上的身份，已不再單純是消費者或商家。由於入場門檻低，基本上任何人只要註冊一個賬號，就可以成為「商戶」，令國內很多人同時具備買家、賣家雙重身份，然後在微博、微信買賣商品。由於國內人口基數極大，「微商」這個群體，便開始出現，從而顛覆了社會消費模式。

國內對「微商」的定義，是指在移動互聯網的空間，借助社交軟件為工具，以人為中心、社交為紐帶的新商業模型。由於微商是生存於社交空間的群體，買賣雙方也不再是完全的陌生人，起碼是微信「朋友」，也可以是親戚、同事、同學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單一，而是多重。

新媒體雜誌編輯努德利（Michael Nutley）把這建基於社交媒體空間的市場推廣、販賣商品及服務，稱之為「社群商務」（social commerce）；這種商務得益於社交網絡的優勢，如對產品的評價、買賣雙方的互動、商品體驗的分享等而急速壯大。根據《2017年中國微商行業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微商」人口已達3000萬，隨着中國中產階級在未來10年勢必倍增，幾乎已是家家皆「商」。

另一個對人與人關係帶來改變的，是支付寶母公司「螞蟻金服」建立的「芝麻信用」。中國內地的信用制度以往並不完善，一個人欠下巨債後，有時仍可在別的城市向個人、甚至銀行貸款；「芝麻信用」的出現，就是將用戶納入一個新的「全國信用系統」。例如，用戶定期交水電煤費，「芝麻信用」值便愈高；得分愈高，就可以有相應「信用消費」，例如免抵押租用「共享單車」，或使用更高額度的「花唄」購物，被容許在下月才還款等等。隨著「芝麻信用」普及、認受性提高，銀行的信用評核功能，也可能被取代。當然，有了這個制度，「信用」會否延伸為「政治信用」、「社會信用」，每人的一生檔案都如影隨形，成為政權的「參考」工具，就想英國警世劇集《黑鏡》（Black Mirror）講述那樣，自然是另一回事，只是大勢所趨，恐怕在中國、乃至全球，都是無可避免了。

「去中介化」還是壟斷性平台?

支付寶帶來的衝擊，已經不受地理限制，除了國內全線流通，與全球化「時空壓縮」的道理一樣，全球也已「聯動」。支付寶歷史上的第一筆國際交易發生於2003年，一名在日本橫濱的中國留學生將數碼相機放在淘寶銷售，在西安工業大學就讀的學生決定以這個第三方擔保方式付款，這已經是14年前的事。時至今日，世界各地華人幾乎天天這樣「貿易」，這個驚人網絡會發展出甚麼可能性，充滿想像空間。

支付寶在全球興起，是我們多次談及「網絡3.0」的「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現象一環，時至今日，中間人在交易、服務提供過程中，已經日漸失去地位，大型商場如是、大學如是、旅行社如是、的士公會如是，世人現在才發現以往被逼付出的「中介人費」，是多麼無謂。其實「去中介化」這概念，早於1960-70年代已經被討論過，當時銀行利率低，人們發現投資於其他金融工具，比存款於銀行的回報更高，因而出現「去中介化」訴求。然而當時的技術層面，並未能讓概念普及在日常生活，在網絡3.0時代，就完全不同。

現在只需花數分鐘，就可以電話購買醫療保險，過程中，保險經紀並無任何角色。獨立音樂人只需將作品上載至音樂平台，就有機會接觸到上億計的潛在聽眾，與以往必須經過唱片公司、發行商高層「發掘」才能出唱片，必須到電視台、電台宣傳才可將作品公諸於世，已是兩個時代。現在無論是音樂、聲音／短片直播、小說等平台的收費模式已經相當成熟，遇不上伯樂而自嘆懷才不遇的事，也難再有說服力。連帶技術含量較低的按摩、賣水果一類服務，也是這樣運作，卻也「行行出狀元」，新一代「按摩天后」、「水果男神」紛紛應運而生。

與此同時，初創企業、個體戶都可以透過這些平台，接觸到全國、全球潛在買家，這是馬雲經常說的「賦能」現象（empower）。他將阿里巴巴與亞馬遜作出區別時，指他自己致力於建立一個生態系統，讓其他人透過科技出售產品、服務，「讓每間公司都可以成為亞馬遜」；馬化騰的回應是更著重「去中心化」及「被賦能者」的安全程度，讓用戶決定自己的發展。我們可對他們的主張抱有懷疑，但多間科技公司搭建的平台，確是降低了初創公司的營運成本，接觸到更大的潛在市場。

資本背景混合的「中國公司」

這樣的趨勢，假如牽頭的是中國，對世界影響又會如何？中國近年積極建構科技強國形象，從「互聯網+」到「中國製造2025」都是例子；科技巨頭的崛起，正好提供實際成績，再配以類似「世界互聯網大會」等，就能對外推廣。這些公司已經成為中國支撐的「非國家個體」（GONGO），負責海外建立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網絡，例如支付寶、微信支付在海外推廣，就形成中國主導的結算、信用系統。更進取的是阿里巴巴提出的「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WTP)，希望在不同城市成立「電子自由貿易區」（Digital Free Trade Zone，DFTZ），假如成事，甚至連各國政府這一層「中介」，也可以被繞過。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把它們與美國公司的海外擴張直接比較。雖然這些科技公司的中國色彩濃厚，但背後的最大股東，不單是馬雲、馬化騰，例如阿里巴巴的最大股東是日本軟銀、美國雅虎，騰訊最大股東則是南非傳媒公司Naspers。最大股東不一定是實質控制人，但單純視之為中國資本，也不合全球化時代之道。中國政府和這些巨無霸同樣是互相角力、合作中競爭，不過掌握的槓桿和手段，比其他對手多罷了。到了最後，老掉牙的民主Vs威權政體大辯論，可能完全無關宏旨，因為各國政府的真正功能，都在這類平台被解決了。

小詞典﹕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WTP)

馬雲於2016年博鼇亞洲論壇提出的概念，目的是讓中小企、發展中國家、婦女及年輕人參與國際貿易，通過在世界各地建立「e-hub」，為中小企建立全球貿易的基礎設施，並逐一將「e-hub」連結而成「e-road」。首個與阿里巴巴如此合作國家是馬來西亞，合作範疇包括超級物流樞紐、電子服務平台、電子支付及融資、電子人才發展等四個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