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與中國簽下逾2500億美元訂單的同時，已經離任白宮首席戰略專家、但依然被喻為「特朗普國師」的班農（Steve Bannon）大唱反調，在其掌舵的極右網媒Breitbart News更形容中國是「難以估計的敵人」，而非戰略夥伴。
早前班農訪問香港前夕，更把中國與三十年代的德國比較，認為崛起的中國將改變世界秩序，箇中固然有「中國威脅論」成分，但他特別提到中國數項外交、科技計劃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卻並非沒有真憑實據，的確令傳統歐美霸權難以放心。
大家先回到班農提到的三十年代德國。一次大戰結束後，協約國與戰敗的同盟國簽定《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訂明德國須為戰爭負上一切責任，並要作出天價賠款，令戰後德國經濟陷於困境，通脹上升、貨幣貶值，失業率高達三成。
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時期，多屆選舉、多名總理上台也未能改善問題，結果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即納粹黨）支持率節節上升，雖然也有用上威逼利誘手段選舉，但民意確是客觀存在，最終希特拉在1933年獲任命為總理，總統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死後，成為「元首」。
納粹的實用主義經濟
假如暫且不談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而單看經濟層面，希特拉在三十年代並非沒有政績，納粹經濟政策可謂既不左、也不右，但相當實用。對希特拉而言，只要能鞏固納粹黨的執政地位，強化國家軍事實力便可，經濟復興只是工具，也會以數據說服國民。
研究這段時期歷史的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學者比爾（Germà Bel）指出，在這段期間，德國的銅、煤、銀行業等均被私有化，轉由親納粹商人擁有，納粹從中逐漸控制了資本家，不斷吸納他們入黨，要兩者成為「利益共同體」。與此同時，不少公共服務亦私有化，轉由納粹黨或相關組織管理，希特拉從中吸納了大量工人階級的支持。結果，由基層到資本家，無一不和納粹黨構成共生關係。然後，納粹投入大量資源於軍備、基礎建設上，經濟大幅改善，失業率逐步降低，希特拉在短短數年內，就成為「民族救星」。
美國在希特拉崛起的過程中，又扮演了甚麼角色？客觀而言，主張嚴懲德國的首先是宿敵法國，美國一直擔心適得其反，想過不少方法讓德國回到主流，只是事與願違。簽署《凡爾賽條約》後，德國很快陷入無力還債的困局，美國先後提出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楊格計劃（Young Plan）協助德國還款，但不久美國也出現大蕭條，自顧不下，急須從歐洲取回現金，楊格計劃胎死腹中。結果，美國給予德國償還債務的貸款，又掉進另一個無底洞。
如此債務、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持續多年的中美貿易不平衡，有沒有可比性？這一點，經常被國內民族主義者提起，視之為「大國崛起」之象徵，認為強如美國也不過是中國的「債務人」，可見中國之世界主宰地位。不過從商出身的特朗普看清了真相：早在競選時，他已指出「欠款100美元，是債務人的問題；欠款一億時，就是債權人的問題。」可見特朗普並不擔心中國的債權人身分，會成為中美關係的發球者。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勢力項目亦指出，中國須確保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以穩定人民幣匯率，來保障中國出口，所以美國依然握有最關鍵的戰略武器。對比1930年代，美國貸款給德國掉進無底洞，中美之間的資金流向，卻是一個循環。即使中國近年強調增加內需，但出口、特別是出口到美國，仍佔中國經濟增長的龐大比重，可見中美兩國並非單純的債權人與債務人關係，而是更像一個經貿關係緊密的共同體。
中國崛起與班農的五點警告
班農的「中國彷如納粹崛起論」，真正值得留意的是現時的中國經濟結構，與當時德國政府與企業的緊密關係，確實有一定可比性。班農提出中國成為霸權的五項工具，正是他對美國政府的警告，無論我們是否認同，都必須認知：
- 班農首先提到中國讓製造業升級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其中的信息技術、航空航天裝備、新能源汽車、機械人等，均是未來科技、工業的重要元素，不少更是美國現時仍然領先中國的領域，卻都是中國希望和美國「合作」的領域。
- 其次是「一帶一路」，這與傳統經濟聯盟、貿易協定不同，難以定義成功與失敗，但肯定的是在推動過程中，可增加中國的海外投資、基礎建設，當中不少可轉化為對沿線國家的實質影響力，對地緣政治有龐大影響。
- 班農提到的第三、四點，分別是金融科技，及它對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的影響，令人想到正在「走出去」的支付寶，及其逐步擴張的電子商貿王國。本欄多次提及「阿里巴巴經濟體」對世界的影響，在我們大談「雙十一」前，阿里巴巴就是一個全球批發採購的平台。在這基礎上，將中國日漸成熟的科技金融服務推廣至全球，對世界經濟結構的影響，難以估計。
- 最後一點是第五代無線通訊技術(5G)，美國咨詢公司LexInnova Technologies已指出，目前10%的「5G關鍵」知識產權由華為掌握，其次是中興，中資已經是重要持份者。加上5G與物聯網發展緊密，中國在5G年代的影響力勢必提升，而且涉及國際格局的重構，例如華為已經與德國電信合作，為歐洲提供首個5G服務。
這五點提到的中資公司、產業，未必一定是國企，但亦非歐美國家熟悉的自由市場下的私人企業。他們作出的「商業決定」，必然與中國國策緊密配合，也正是班農憂慮的核心所在。
那麼班農離開白宮後，能否繼續影響（或「協助」）特朗普施政？對這問題產生懷疑的人，實在不了解特朗普和班農，都對名義上的位置毫不重視。「白宮首席策略師」這職務，雖然也曾出現過，但並非傳統幕僚官職，而特朗普諮詢的對象，又不受規條限制，反正他信任的不是傳統公務員、技術官僚，乃眾所週知。特朗普訪華前，已無公職的班農曾到訪香港、北京，與當時仍是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會面，可見他的「國師」地位，也得到國際社會加持。班農近日接受《朝日新聞》訪問時大方承認，他離職後仍經常與特朗普通電。以「在野」身份指揮「另類右派」媒體助攻，甚至鞭策特朗普「勿忘初衷」，似乎是他賦予自己的神聖使命。既然是這樣，班農對中國崛起的警告，始終有可能被華府採納，更不能等閒視之。
小詞典﹕「中國制造2025」計劃
中國總理李克強於2015年「兩會」時，提出的製造業戰略計劃，以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原則，分三個階段，爭取中國於2049年成為世界製造業強國之一，涉及產業包括信息技術、機械人、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生物醫藥等。對外方面，計劃已與德國《工業4.0》策略對接，兩國承諾在製造業、能源、航空等多方面合作，似有和美國較勁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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