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2日星期一

威權社會的「第三道路」——「衞星黨」

近年不少人談「第三道路」,因這是西方常見政治生態,而筆者討厭非黑即白,故一直有很多朋友邀請參與所謂「第三道路」。但「橘逾淮而枳」,西方可以,不代表其他地方可以。按國際經驗,威權社會不存在「第三道路」,說走這條路的人,其實不過是走「衞星黨」道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專家司馬晉(James D. Seymour)曾撰寫《中國的衞星黨》一書,是理解這概念的理想入門。

「衞星黨」是指威權政體中,除執政黨之外的小黨派。這些政黨的組織規模及影響力都遠遜執政黨,政綱、組織、活動等均直接受執政黨影響,基本上是依附於執政黨而存在。他們身份亦非「反對黨」,而是所謂「參政黨」。目前中國有「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等8個所謂「民主黨派」;國民黨戒嚴時期的中華民國有「中國民主社會黨」及「中國青年黨」,甚至連北韓也有「朝鮮社會民主黨」與「天道教青友黨」。

爭天下被拉攏掌控

「衞星黨」並非自誕生伊始就是「衞星」,他們都曾有「第三道路」的理念。例如中國抗戰勝利後國共爭天下之時,都要籠絡「第三勢力」爭取民心,當時「第三道路」一方面對國民黨的右派資產階級專政立場不滿,另一方面又不認同共產黨的極左無產階級專政理念,試圖以「中間派」立場在國共兩黨之間發揮「調停」作用,以期結束黨爭,組建一個不同階級政黨聯合執政的民主政府。他們不僅形成自身內政外交主張,並在國共兩黨統治區內頻頻發聲,盛極一時。

這股虛火跟當時國際形勢息息相關。二戰後,國共矛盾已是美蘇冷戰的延續,當時美蘇都避免因中國問題直接衝突,於是「組建聯合政府」便成為美蘇在中國問題的妥協,正好為「中間派」提供空間。

在中國,抗戰結束時國民黨元氣大傷,且出現偏袒富豪的結構性貪腐;中共雖佔據基層,但中上層影響力有限。這樣,中層階級、知識分子及專業人士才有了自身代表,跟國共兩黨博弈。戰後舉行政協會議時,國共代表分別有8人及7人,親共產黨的民盟一個中間黨則有9人,親國民黨的青年黨也有5人,還有9名無黨派人士,可看作中間路線的高潮。中共建政初年,對中間派相當禮遇,建國時的6名副主席有3個是「民主黨派」(宋慶齡、李濟深、張瀾)。此手腕與香港回歸初年重用前朝權貴及禮遇「中間派」,一脈相承。

但「中間派」依賴的國內外環境隨局勢演變而迅速消失,加上他們無軍事實力,要繼續發聲便全賴政府恩賜。局勢穩定後,中共再不需要中間路線,在歷次「改造」及後來的文革,「民主黨派」人士遭空前浩劫。文革後,「民主黨派」這一政治角色在中共的政策要求下得以保留,其中緣由也別有文章。據司馬晉研究,這有三方面考量:

1)中共希望通過讓「民主黨派」成員領導各「工作組」,平反文革冤案,從而挽回在民眾,尤其在知識分子中的形象,樹立「歡迎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形象,儘管只是形式,但紓緩共黨的認受性危機。

2)中共冀「民主黨派」扮演形式上的民主監督角色,成為中共政權對外宣傳的「民主」。一如司馬晉所述,中共控制下的輿論環境中,來自民主黨派的監督「不僅是受歡迎的,而且是刻意所求的」。用今天的話語,就是批評不過火,懂點到即止,不會在政權結構性問題引起尷尬的所謂「忠誠反對派」。

3)中共希望「民主黨派」代表的社會文化、經濟領域等專業人士及相關資源,能透過相關「白手套」更方便地為我所用,從而節省「直接管治」的相當數額開支。

但顧名思義,「衞星黨」就是「紅太陽」的「衞星」,中國的「民主黨派」從來不被允許過度發展壯大。中共始終警惕這群代表知識分子及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專業人士,不許他們在社會產生廣泛而獨立的號召力。因此,中共要求所有「民主黨派」的輿論與活動,都必須堅持共產黨領導,全無當「反對黨」的可能,且通過各種制度及手段,加以滲透與控制。

「民主黨派」發展早期,部分中共黨員便主動加入,後來又有「民主黨派」成員被「邀請」同時加入中共,名義上促進雙方合作,實際上是便於掌控。「民主黨派」的黨員工資由國家提供,基層「民主黨派」的活動,除了向本黨上級領導滙報,還向中共「統戰部」滙報。司馬晉認為中國的「民主黨派」並不屬於「政黨」,而是「發育不全的機體」,依賴於中共政權架構,使中共集權統治「更為可行」。

兩極對立 難以調和

冷戰時的國際社會,「衞星黨」是共產政權的政治特色。當時東歐共黨跟中共一樣,意識到「民主黨派」可爭取群眾,都保留一眾花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有「社會黨」、「民主黨」、「自由黨」及「復興黨」等;東德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及「自由民主黨」均在議會佔有議席,但他們的政策一旦與共黨有矛盾,便被撤職。今天,敍利亞一類威權國家亦有眾多「衞星黨」,被允許集結在「敍利亞全國進步陣線」旗下,服從阿薩德家族領導的「復興社會黨」。到敍國大亂,反對派奪半壁江山,相關「衞星黨」依舊毫無獨立角色可言。

所以,「第三道路」的前提,只能在一個民主社會才能成熟顯現,否則在威權社會,只能是花瓶,即使在局勢未定時,或有短暫利用價值,也不可能長期容納。在這些社會,政治上的「中間路線」是行不通的,因為對立的雙方不是保守黨、工黨那種基於意識形態或最低工資的差異而對立,而是因為對「政權合法性」產生截然不同的對立,前者可以調和,後者是不能調和的,在這一點上,那些親北京強硬派朋友們的說法並沒有錯。至於純粹的「物理中位」,更是自欺欺人:任何政治光盤按比例都有左中右,北韓、赤柬內部也有「中間派」,然而在正常社會,那都是極左。在威權社會,說要政治上走「第三道路」的人,要麼是全心全意走「衛星黨」路線,說明了也無傷大雅,但要是公告天下說「不偏不倚」、誤導群眾,要麼是天真,要麼是失真。這不是說我們的社會對「第三道路」沒有市場:恰恰相反,任何社會都很需要這種聲音,而且通常還是主流,但作為一條政治路線,在威權政體就是行不通,只能在經濟、社會、文化層面,顯示到這路線的生命力。後者的潛能,卻是無限的,勿謂言之不預也。

小詞典:「三三制」

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提出的「統一戰線」政策,即在中共主張的抗日民主政權中,中共黨員、非黨員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人員構成。當時中共代表無產階級和農民,「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則代表富農、小資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人士。中共希望藉此團結社會中間階層力量,與國民黨對抗,「統一戰線」也成了中共建政「三大法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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