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女人：楊貴妃》與唐代國際關係觀

不久前，在飛機上看了黎明、范冰冰主演的《王朝的女人：楊貴妃》，電影最有趣的卻是其「國際視野」：一切都由兩位代表「東羅馬帝國」的傳教士娓娓道來，不少內容也涉及唐朝對外關係。由於如何演繹古代國際關係，涉及今人的「真・國際觀」，這齣被認為以床戲作高潮的商業電影，就添上更多話提性。

唐朝管治階層的「國際主義」

電影強調唐朝的國際性，在管治階層，確實是存在的。從唐太宗至唐玄宗時期，大唐國力強勝，長安城是整個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彼時唐朝自然未有今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主權國家」之概念，普遍視週邊國家為文化水平較低的異族，將自己視作漢人與異域的共主「天可汗」，唐太宗就說過「自古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但與此同時，唐人也接受與一些像東羅馬帝國（「大秦」或「拂菻國」）、阿拉伯帝國（「大食」）那樣的大國平起平坐，沒有如大清那樣夜郎自大。

自貞觀以降，在長安從事經貿文化活動的外國人（「胡人」）數量上萬，到了衰敗的德宗年間，在長安城購置田產的外國住戶還有四千，足見長安已是「亞洲國際都會」。最能反映唐朝上層社會對外開放程度的，大概是電影輕輕帶過的外籍官員：盛唐時，其數目居然上千，出任官位亦上達宰相。據《新唐書》統計，唐一代369個宰相中有18個異族人，例如有來自「安息國」者，即今日波斯。

制度化的「亞洲國際都會」

不過在上層社會，唐代的「國際主義」卻是制度化的。例如唐朝科舉制度設有「賓貢進士」，專門照顧外籍留學生在唐考試和錄取，進而出任官職。通過這途徑任職的外國人中，以唐太宗時期的韓國人崔致遠、唐玄宗時期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呂兩人最著名。崔致遠幼年在長安、洛陽求學，後中進士，在淮南等地做地方官，在華16年，為官之餘從事儒學研究和文學創作，後世稱為「東國儒宗」。阿倍仲麻呂則在玄宗時期隨日本遣唐使抵達長安，同樣考取進士，從「門下省左補闕」（七品官）一路晉升至「秘書監」（三品官），成了後人眼中的「中日文化友好大使」。這種制度，固然體現了唐帝的好大喜功，但畢竟顯示了中華文化兼容並蓄的一面。

此外，不少異域名門望族不須經過科舉，遠赴長安朝拜大唐天子，也會被朝廷授官。據史書記載，太宗時期，西域「結骨國」國王本人親赴長安朝拜，太宗賜其「右屯衛大將軍」一職，隸屬「燕然都護」，鎮守邊關。握實權的例子在唐玄宗朝更盛，多位名將皆是異國出身，例如哥舒翰是突厥人、仆固懷恩是鐵勒族人、高仙芝是高句麗人、白孝德是安西人。不過這「制度」卻是因人設事的，主要是玄宗的丞相李林甫為免邊境大將「出將入相」，對他構成威脅，情願用胡人帶兵，因為他們文化水平較低，難轉當文職。反而是電影中的反派楊國忠（而不是電影安排的楊貴妃前夫壽王李瑁），屢屢反對重用胡人而不加制衡，不過後世因為其裙帶關係，往往把其政績一筆勾銷。

唐代外交關係：與「東羅馬使臣」的交往

唐朝對外交往的盛況空前，不僅可從本朝外籍官員名單所見，亦可從唐代外交覆蓋範圍看出。盛唐不但與中亞諸國緊密交往，還與遠在歐洲的東羅馬帝國往來，因此電影的「國際視角」，倒是有宏觀背景的。清華大學歷史教授張緒山專門對唐朝和東羅馬帝國的往來做過考證：自貞觀至天寶年間，「拂菻國」先後向唐派遣使節七次，最初由拜占庭王室親自安排，後來由於阿拉伯帝國崛起，遣使多為中亞「景教徒」代完成。

拜占庭向唐派使的目的，一直為史家感興趣。當時阿拉伯帝國壯大，對拜占庭已構成威脅，而大唐一度大破突厥，威名在西域廣為流傳，因此有學者認為，拜占庭希望「聯唐抗阿」，這也是電影交代的背景。根據唐史所載，唐太宗無意遠征，但仍對遠道而來的使節多有賞賜，以表鄭重。電影講述唐玄宗對夾擊阿拉伯帝國同樣回絕，原因是擔心沒有了緩衝，就會和東羅馬帝國正面衝突云云。這說法符合現在國際關係的認知，但似乎不大符合當時情況：一來阿拉伯帝國剛崛起，拜占庭就算和唐朝西部軍隊合力，也不見得能滅掉「大食」；二來唐代到了玄宗時其實也走下坡路，即使未有安史之亂，也接連敗仗，高仙芝在怛羅斯之戰被西域各國擊敗，更令唐代失去西進的基礎。何況緩衝國的角色，已有西域諸國承擔（作為唐與阿拉伯的緩衝），唐朝的視野並未希望突破這範圍，和東羅馬的交往，似乎是純禮節罷了。

叛軍連吐蕃使節也殺：沒有外交豁免權？

唐代「國際主義」雖然盛行，卻直接導致安史之亂。叛軍首領安祿山、史思明都是胡人出身，安祿山本人可能是當時最有「國際視野」的人之一：他祖先是來自波斯的粟特人，母親是信奉祆教的突厥人，通曉多國語言，對西域各國各族的情況非常熟悉，對大食、大秦的了解，亦勝過玄宗；與此同時，他多次入朝，得玄宗信任，也對唐代外強中乾心知肚明。他的軍隊主力正是西域各部族，假如不是被灌輸了一些「大中華思想」，堅持要攻陷長安，而是率領胡人獨立建國，獨霸一方，歷史很可能改寫。

電影最有趣的「國際知識」，還是高潮這一段：話說楊貴妃拜東羅馬帝國傳教士為師，學習西方音律，而傳教士居然走到馬嵬坡，說要帶貴妃逃亡，說大唐軍隊不敢攻擊外國使節，否則就是攻擊東羅馬，概念儼然今天的「外交豁免權」。可惜這是一廂情願：「外交豁免權」遲於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中才確定，唐朝尚未有「現代外交」概念，國際關係只循「禮制」；即便古語云「兩國交戰，不殺來使」，具體操作也視情況而定。在馬嵬驛之變，忠於太子李亨的陳玄禮率禁軍護駕，在宰相楊國忠與吐蕃使者交談時，趁機將楊亂箭射死，居然連吐蕃使者也一併殺掉，可見外國使節不但未有免死金牌，反而是被攻擊的軟肋。民間傳說倒是相信楊貴妃逃往遠方，她走到日本的民間傳奇更是流傳至今。

然而，唐代的「國際化」能否由上而下、深入民間，其實頗成疑問，例如當時在唐朝傳教的任何外來宗教都強調「在地化」，建築也不敢仿效西方，以免引起敵意。這才是中華文明厲害之處：無論佛教、伊斯蘭教還是基督教，只要到了中國，保證改頭換面，融入民間的整體，似乎當時中華文化已和今人一樣，強調「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今日中國外交界談起「中國古代國際關係」時，樂此不疲，也就事出有因。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