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談及中美關係， 有一個歷史名詞常被媒體提及──「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特朗普上台後，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阿利森（Graham Allison）出版了《命中注定的戰爭：美中能逃過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把這題目再次炒熱。筆者多年前曾介紹過這名詞，現在乘新書出版，應該溫故知新。
核武國大型戰爭幾絕跡
「修昔底德陷阱」這名詞，出自公元前五世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當時，愛琴海沿岸的希臘世界有兩大集團，分別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及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Peloponnesian League）。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夕，雅典飛速發展，處於黃金時代，古典民主政治發展成熟，也擁有強大的艦隊與海洋貿易網絡。斯巴達則在陸上軍事佔優，而依舊保留寡頭政治制度。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聯盟對提洛同盟發動攻擊，引發兩大陣營全面戰爭。這場「古代世界大戰」在公元前404年塵埃落定，雙方都蒙受巨大損失，最終斯巴達獲勝，雅典的「黃金時代」隨之告終。
伯羅奔尼撒戰爭在古希臘史乃至整個人類戰爭史研究，都至關重要。這不僅由於大戰波及範圍甚廣，更因為它是首次被完整、專業地記錄下來，記錄者就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他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研究中， 最為後世關注及爭辯的，就是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修昔底德認為，正是雅典崛起、斯巴達對此恐懼，才讓二者的戰爭無可避免（“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自此，在近代國際關係研究中，凡是討論崛起國（rising power）與守成國（status-quo power）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上述觀察成為了必定被引述的金句。
將以上金句演繹為國際關係理論的，則是我們這次介紹的國際關係學者艾理森。艾理森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在學術界成名，研究官僚政治決策過程對外交的影響，後來專注研究國防政策，對美國決策層有一定影響力。他認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如雅典），必然會挑戰守成國（如斯巴達）既有的利益格局，而對這種威脅的預見，會導致守成國做出強勢回應，從而引發雙方戰爭，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艾理森繼而將這一理論運用於當代中美關係：他在《命中註定的戰爭》，分析了過去五個世紀內16個「崛起國 vs 守成國」的案例，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衝突各方（這名單有點像《大國崛起與衰落》的研究方法）；他發現其中12組案例中的衝突雙方都爆發了戰爭，也就是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根據艾理森的論述，以史為鑒，目前中美兩國在經濟、軍事、全球戰略部署等不同層面的關係，皆呈現出「崛起國 vs 守成國」的格局，而朝鮮半島、東海、南海的衝突，都有可能成為中美兩國全面戰爭的導火線。
艾理森將「修昔底德陷阱」應用於當下中美關係，雖然不一定獲得學界同僚認同，卻符合了兩國普羅大眾的民間智慧。從衝突雙方的特質來看，中國無疑是經濟、軍事實力飛速發展的新興大國，美國則是二戰後就領導全球、制定國際秩序的守成大國。隨著近年中國在全球的投資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在太平洋的戰略存在不斷增強，美國政界、軍界無不感受到壓力，中國網民也無不感受到「中國夢」的亢奮。「中國威脅論」正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整個西方社會，對中國崛起不安的明證，「修昔底德陷阱」，不過是將之進一步理論化而已。
特朗普當選後，縱然和習近平的互動比預期順暢，但艾理森依然認為，中美兩國的結構性衝突會進一步升級，因為現時兩國最高領袖，均對本國在全球格局抱有宏大抱負，而這些抱負，正是互相衝突的。習近平「中國夢」、「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圖，正是讓中國恢復歷史上在東亞的主導地位，進而成為亞太、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力量；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則是針對美國近年國力下滑、國內經濟下調，其強國之心，與中國如出一轍。
不少學者對艾理森的假定不以為然，主要因為三大理由：
1. 艾理森的研究中，雙方陷於戰爭的案例，均發生在核威懾時代之前。自從核力量引發的「相互確保摧毀」（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成為威懾常態，核武國家之間的大型戰爭幾乎絕跡。中美兩國的軍方、政客，均對核武衝突的毀滅性後果有清醒認識，因此全面戰爭是不可想象。
2. 與歷史案例相比，當代中美經濟、社會的互相滲透程度之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全面開戰，無論軍事上哪一方獲勝，在社會經濟層面，兩國都將蒙受難以挽回的損失。這樣的結局，不是理性決策者的選擇。
3. 「外交」在今天國際關係的作用遠高於從前，如果中美領導人得以通過外交渠道，對彼此的戰略意圖充分了解，並對「避免衝突」有共識，就相對容易通過政策調整，避免全面戰爭。
近年「修昔底德陷阱」的相關敘述如此頻繁，讓習近平本人也不得不在多個場合親自回應。例如2015年，他訪美時表示中美兩國應通過真誠合作，消除戰略誤判，避免讓「修昔底德陷阱」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近年中國力推「一帶一路」，也有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意味：習近平多次說「一帶一路」的核心理念是互利共贏，追求「帕累托最優」，而非如同「修昔底德陷阱」那種「把當前大國打翻在地的遊戲」，可見他對逃過陷阱念茲在茲。「一帶一路」覆蓋的範圍，也避開了目前中美衝突的核心區域（西太平洋）；按照北京構想，這戰略正是繞過「修昔底德陷阱」、和平崛起的途經，而不是衝突之路。當然，華盛頓、其他國家怎樣看，又是另一回事。
問題是正如艾理森在書中所言，「修昔底德陷阱」的關鍵，其實不單是具體利益，還包括「榮譽」、「恐懼」等根植人類內心的情緒，特朗普得以當選、全球化的輸家押注在他身上，正是理性＋感性的雙重行為。面對變局時，理性計算固然重要，但決策者有時卻會更依靠人性本能，悲劇往往由此誕生。中美兩國互動能否超越人性、堅守理性？你說呢？
小詞典：修昔底德（Thucydides）
古希臘歷史學家，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今天研究古典國際關係理論的經典之作。在著作中，修昔底德展現了嚴謹的史料搜集態度和邏輯推演能力，被稱為「科學歷史之父」。他認為個人政治行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均源自人性的恐懼、對利益的追求，成為「古典現實主義」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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