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政體＋大數據＋物聯網＝無敵天下?

我們早前談及科技公司對中國、世界的影響時，介紹了「芝麻信用」一類「個人大數據」。坊間對這個為每人「評分」的信用系統議論紛紛，並以科幻諷刺劇集《黑鏡》（Black Mirror），或1984名句「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預警，擔心監控已透過科技融入日常生活。

事實上，這是毋須擔心的，因為那已經是事實，而且大數據、物聯網等的出現，影響早已遠超單純的監視，更可以把威權政體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一切，才剛剛開始。

史上極權式監控成本高

今天中國、俄羅斯等政體，並非教條式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更多是賦予了人民不少空間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即我們曾介紹的「獨裁者2.0」模型；剩下的極權主義政體，全球恐怕只剩下北韓。在教科書，極權主義主要形容二戰前的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等，指政權的權力無限制，並追求絕對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著名政治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亦把1929年後的蘇聯，形容為極權主義國家。

極權主義的作風如何？以蘇聯為例，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推行「去斯大林化」運動，普遍被認為是較開明的領袖。然而，赫魯曉夫政權對黨內反對者、政治異見者的打壓，雖然沒有斯大林時期般明顯，但對人民的監控卻伸延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

立陶宛學者巴洛茨卡伊特（Rasa Balockaite）提到，莫斯科在「後斯大林時代」開始，把注意力由政治打壓轉移到社會和經濟控制，成立一系列有別於傳統黨政機關的非正式組織，以一個更廣闊的網絡去監控人民。整個管治手段，比以往來得去政治化、去中心化：一方面，人民對政權的討論固然少之又少，也沒有多少把柄可被掌握；另一方面，通過這些網絡，令人民在政治生活以外的個人行為、習慣，也逐漸掌握在黨的資料庫當中。

冷戰結束後，前蘇聯陣營各國的秘密警察檔案陸續解密，可見這種監控的精細，已是相當科學化的工序。東德秘密檔案的公開，以及電影《竊聽者》的情節，尤其令世人震撼。

理論歸理論，這種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監控，雖然已看出與科技結合的雛形，但畢竟受當時條件所限，要紀錄國民生活細節的行政成本，始終較高，而且充滿漏洞。當時至少需要人力物力去搜集、紀錄對象的生活日常，再一層一層向上級彙報，即使有基本竊聽、監視設備，也未能做到對全體公民無孔不入。加上人民非常清楚政治環境，定會理性作出口不對心的表述，假如單單依靠公開表態，往往令監控結果的準確度下降。可見舊式極權雖然設法掌控生活每一個細節，但未竟全功，否則冷戰也不會這樣結束，那些政權更不可能不戰而敗。

然而，這些不足之處，在大數據年代，統統已不成問題。

大數據、物聯網年代的「新威權主義」

「芝麻信用」這類信用評級機制，並非橫空出世，翻閱文件，一切有跡可尋，例如國務院2014年發出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當年政府仍未將社會信用系統與互聯網結合，但已為推動這些政策，建立了理論基礎。綱要指出，「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為推動經濟改革，必須建立信用系統，達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14年前，中國的信用市場以央行作主導，但此後流動付款普及至日常生活，信用系統進入了市場化階段。2015年，人民銀行印發《關於做好個人徵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包括「芝麻信用」、「騰訊徵信」在內的八家企業，為徵信業務做好準備。自此，近日這些經常被提起的信用系統，便擴展到人民生活的不同層面。這現象自然也不是中國獨有，世界各國發展大同小異，不過以中國人口基數最高，特徵也最明顯而已。

至於如何計算每個人的信用，這些科技公司都以大數據、雲計算這些詞彙說明計算方法，但具體公式一直未有公佈。不過，他們倒是說明了哪些事情影響評分，例如「芝麻信用」其中一項基準是用戶是否準時提交電費、水費，是否準時還清貸款；「騰訊徵信」的用戶分數，則基於消費、財富、安全與守約的大數據，其中「安全」是指用戶有否實名登記、數碼認證等。推廣時，這些公司都提供不少誘因，例如租用「共享單車」、訂酒店不需按金、低利息分期購物等，令一般人都樂於數據被收集；而兜兜轉轉，用戶是否適當鎖上「共享單車」一類行為，又會成為評分大數據的一環。

大數據、雲計算收集的資料，涉及的範疇比以往更廣、更準，所需人手亦因少了抄寫、彙報的過程而減少，用戶的一切行為、消費習慣、個性隱私卻都一覽無遺，而且超越了公開表態的漏洞，能進入每人心底裏最真實的一面。這些數據如何被分析、使用、推算，除了是近年商家、政界的研究範疇，自然也是威權政府希望掌握的資訊。在商業層面，最簡單的例子自然是根據搜查關鍵字、瀏覽過的網站推銷產品，更進一步是基於所收集的數據，以「助推」(nudge)用戶的行為，如消費決定等；在政治層面，投票取向同樣能這樣「助推」。來自丹麥技術大學的學者利曼(Sune Lehmann)與斯派斯基(Arek Stopczynski)，曾研究能否透過收集學生數據，分析並助推他們的行為，達致更好成績，甚至精神健康。推而廣之，助推自然亦可應用於社會、政治，從而使國民作出符合當權者的良好行為。收集大數據的目的已不止於監視，而是控制，也就是更貼近威權主義的終結理念。

不少人以為，假如減少使用互聯網、智能電話，就可避免被過度收集資料。不過，這已經是偽命題了，因為科技公司正大力推廣「物聯網」 (IoT)，也就是將物理世界數碼化。這世界相信很快就完全成熟，屆時即使關上電話不用，你曾到過的地方、習慣偏好、健康狀況等，亦會因你日常使用的智慧家具，如電燈、電視機、冷氣，24小時全天候被收集。

面對這情景，不少學者均討論過人民處於民主與威權國家的分別。但其實真的有分別嗎？在較民主的國家，當然都有定立法例，規範可收集的數據範圍、使用方法等，表面上有較透明的制度，讓市民了解數據去向。不過，即使以上機制健全，政府與私人公司信守承諾，我們也不能排除黑客、恐怖分子取得數據，而這些新聞在近年屢見不鮮，屆時已超出如何規管數據、透明度與道德的問題，結果我們日常的一舉一動，也是在一些機制掌控之中。何況從斯諾登的案例可見，即使是民主國家如美國，以「國家安全」名義，同樣可以進入一切大數據庫，對所有人的檔案一覽無遺；而特朗普團隊如何利用大數據「助推」潛在支持者出來投票，乃至怎樣利用人工智能在討論區造勢，更已成為學術研究課題。這一切在威權國家，更是理所當然。假如希特拉、斯大林活在今天，領導各自的國家，還有倒台的一天嗎？

小詞典﹕物聯網

1999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學者AUTO-ID中心主任艾斯頓(Kevin Ashton)提出的概念，指將不同物件連結成互通訊息的網絡。早於1982年，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的學生就將汽水售賣機聯網，以收集汽水的銷售數據。在無線通訊技術成熟的今天，除了電話外，不少家庭電器，如燈泡、空氣清新機、冷氣機等已連接上網，成為物聯網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