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早前曾探討大數據、物聯網等資訊科技，如何讓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成功實踐，有讀者問：若冷戰時代有這些科技，社會主義國家可否實現計劃經濟、全面監控，以鞏固其統治？蘇聯的崩潰，可以避免嗎？
要討論這個命題，得先了解計劃經濟當年的運作。眾所周知，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絕大部分時期，都實行計劃經濟，生產原料、企業都是由國家擁有，勞動力也由國家分配，以生產出計劃目標的產品數量。這些國家的供求非由市場主導，而以追求不同的「五年計劃」為目標，消費者的需求沒得到重視，因國家盼藉計劃經濟推動工業化、現代化及農業集體化，以追貼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活水平。
計劃經濟本質與缺陷
理論上，「五年計劃」由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制定，經歷不同領域、不同級別的機構、官員、企業，再由國家計劃委員會修改，最後在黨代表大會通過。然而，在實際操作上，政治局成員、以至總書記在過程中，究竟參與多少？ 他們有否明示或暗示應訂下怎麼的指標？這些指標是科學化的指標，還是抽象的指引？這些問題難以說清楚。蘇聯治下的烏克蘭大饑荒、中國的大躍進，都是計劃經濟沒大數據支援下的災難性後果。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質的問題，在學術界自然討論多時。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埃爾曼教授（Michael Ellman）是研究這範疇的權威，他提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經常生產消費者不需要的產品；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必需品、商品總是存貨短缺，但當局對商品庫存的數據並不充分，甚至不準確。即使最低層的數據準確無誤，在匯報過程中，官員因存在升職的誘因誇大成果，或技術官僚因循失責，而令上級難以掌握實情，這些情況，至今依然，不見得是歷史。
由於計劃經濟未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在社會主義國家，往往出現「第二經濟」(The second economy)。學者森遜（Steven Sampson）指出，「第二經濟」由非法生產或交易產生，亦包括企業、工廠為追求生產目標，而產生的非正式或非法活動、地下工廠等。這些活動在冷戰時期的東歐、蘇聯相當盛行，在今日極權主義的最後代表北韓也同樣出現，導致經濟活動無法準確統計，官方數字準確性成疑。基於以上因素，美國從不輕信蘇聯官方公布的數字，中央情報局會自行統計相關數據，不少人認為CIA的數字，較蘇聯官方公佈更可信。
那麼在現代社會，有了資訊科技革命，又是否可以避免以上制度上的缺失與人為錯誤？
正如早前談及，大數據、物聯網等，是一個全天候收集個人數據的機制，問題只在於不同軟件的權限、如何儲存或傳遞相關信息、誰人能掌握等，但技術本身，毫無懸念。假如政府決意收集全國國民這些資訊，首先就可以解決「第二經濟」無法被紀錄的問題；而每一個紀錄，也不用經過官僚系統逐級向上匯報，政府高層可輕易掌握準確數字，第一個問題，也可以大部份解決。
舉一些實質例子，阿里巴巴每年統計「雙十一」的交易資料，除了是大數據，還是即時性的數字，避免使用滯後數字作決定。以往這些技術只會用於金融業，如股票、期貨等交易，但現在就連到便利店購買一包紙巾，也可以立即反映到不同伺服器內。又如美國的Amazon Go，連「客人拿起商品」這個動作本身，甚至不涉及具體金錢的購買行為，也可以被紀錄。當這種技術被推而廣之，不止是股票買賣，基乎所有日常消費、零售行為，均可被統計。
在自由市場，這些資訊可以令政府、企業清楚了解需求，但對蘇聯一類國家而言，假如當時有這些技術，就可以利用更準確的數據，制定「五年計劃」。唯一未能改變的是決策者會否忽視實況，作出不設實際的目標；但相信在大數據年代，一切透明，領袖要「逆天行事」，即使在極權政體內部，也不容易為所欲為。
大數據年代的大監控：由俄羅斯SORM開始
在經濟層面以外，這些技術同樣可用於政治層面，假如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有了大數據，就不只是如虎添翼。作為情報機構，KGB主要對不利蘇聯的行為進行情報工作，而正如早前提及，自赫魯曉夫起，蘇聯的情報工作就出現「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監控，人民在社會、經濟層面的舉動，均被非常規組織監察。但與此同時，只要行為並非超出政治層面，當局也不會作出行動，而且基於人手問題，備受關注的往往是異見者，他們會被入屋搜查「反革命」證據，而普羅大眾，則大致生活如常。
不過隨著科技發展，人民的生活與互聯網緊扣，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就公然嘗試掌握國民在網上的行為。根據《維基解密》公開的文件，俄羅斯有一套名為「SORM」的情報系統，自1990年代起就對國民全方位監控，由電話、短訊開始，到近年的互聯網、社交媒體、信用卡交易、智能電話等，無所不包。對比蘇聯時代，這個系統可更快、更有效掌握全國人民的行為，而作為KGB培訓出來的領導人，普京對這一套，自不會擱下不用。
我們也許認為網上行為自我約束，便可逃避監控，但現在天眼處處，加上容貌識別系統發展迅速，結合大數據的應用，離開家園後的一舉一動，幾乎都被紀錄在案。在中國國內，不少新建屋苑、廠房，已使用具容貌識別的保安系統，能輕易辨認住戶容貌，並顯示如年齡、身高等基本資料，就連出入次數也可紀錄。即使放下電話，你的日常生活，依舊暴露於監控系統當中。個別容貌識別系統更聲稱具有「深度學習能力」（deep learning），與昔日的舊式閉路電視不可同日而語。現時這些系統仍處於早期階段，屋苑、店鋪的保安系統，未必與官方機構的互聯互通，但要將不同系統連結一起，技術上並不困難，幾乎肯定會有這一天。
假如斯大林活到今天，蘇聯在推行計劃經濟、資源分配上，政府應可掌握更廣泛、更準確的數據，以實現他心目中的工業化、現代化；政治上，亦可更微觀地監控民眾。最大挑戰反而是擁有大數據的一群，會成為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說的「新階級」，甚至取代領袖的地位，總之，平等社會依然難以實現。但只要接受了這一點，假如這制度令一般人過得安穩，又能容許走過場的「民主程序」，威權政體是否比民主政體更吸引，卻是一個嚴肅課題。近年全球支持民主政體的比例不斷下降，似乎就是一個迂迴的答案。
小詞典： SORM
2017年9月，維基解密供報來自俄羅斯公司Peter-Service的文件，顯示該公司與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內政部共同建立了一個情報系統SORM。系統可搜集用戶於電話、互聯網上的紀錄，2014年更擴展到社交網絡層面。根據俄羅斯法律，不同安全部們可取得由SORM收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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