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叮噹與中港矛盾

叮噹（多啦A夢）的香港配音員林保全先生逝世後，湧現了各種悼念文章，其實同樣值得探討的，還有叮噹在香港被捲入的民族主義政治。

筆者有一位專門研究香港問題的日本學者朋友倉田徹教授，他曾在香港工作，能操流利廣東話，雨傘運動期間，成為常在日本媒體出現的首席香港事務權威。

他年前曾發表一篇有趣文章，比較同期在香港尖沙嘴出現的兩件事——「保釣號」在碼頭出發到釣魚台及「叮噹誕生前一百年祭」在海港城免費展覽。

倉田徹的發現其實與大家的觀察完全一致，雖然中國內地的反日情緒熱烈，但港人在同一地方，對叮噹的熱情遠超前者；迎送保釣號的人大都具政治身份，而且以中年以上人士居多，與叮噹合照卻是完全自發、跨越各年齡層及階層的「全民運動」。

高調批評適得其反

這觀察涉及一個頗為敏感的問題，便是香港的「中國國民身份認同」明顯與內地不同，對中國天天掛在口邊的釣魚台問題興趣有限，不少對盲目反日感到尷尬，反而對日本頗有好感。縱然香港也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歲月，令老一輩人普遍留有創傷，但這創傷帶到新一代的機率相對不高。

背後的原因，自然不應單以「是否愛國」這類簡化的觀念來研判，而應該一籃子剖析香港獨特情況。在香港經濟騰飛時，也是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乃至要挑戰美國的全盛期，其時中國尚未改革開放，港日分別就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及「亞洲巨龍」。那時候，日本產品源源不絕輸入香港，整個銅鑼灣都是日資百貨公司，由於碰上港人消費力大增的時代，日本貨也就伴隨着一代人成長。

今天藝人以北上為風尚，但在香港經濟轉型期，藝人是以走出香港，登陸台灣，繼而終極到日本為事業目標，假如港人能參加日本紅白歌唱大賽，就是最高榮譽。眾所周知，大量香港流行曲都是日語歌曲改編，不少香港藝人專門走到日本學藝，也會偶爾唱一些日文歌，彷彿建構了一種「港台日身份認同」。叮噹也是那時代的產品，進入香港後大受歡迎，卻被林保全先生的配音成功在地化，正可視為一例。

面對港人這類心結，愛國者往往不懂處理，以為高調批評就能「喚醒民族尊嚴」，殊不知只會適得其反。月前，某內地媒體曾發表了一篇奇文，說要警惕叮噹（文中貶稱為「藍胖子」）「蒙蔽我們雙眼」，只為拓展日本軟實力服務，麻痹國人的反日抗爭意識云云。上綱上線到這種文革高度，似乎連內地主流評論都受不了，但一旦政治氣候丕變，說不定附和者大有人在。

慶幸叮噹在香港能避過無謂的政治爭議，保持一貫的純真，若果有一天，香港出現「批評藍胖子運動」，那筆者就肯定要移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