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31日星期六

國際軟實力:香港的最後出路

問: 這個新專欄的構想是什麼?國際研究為什麼在訪問國際友人以外,還要訪問不同香港人?

沈: 我一直希望令國際研究「落地」,而除了那些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其實國際視野在日常生活同樣能體現,更是香港人在目前政治困局下能避免捲入純消耗爭議,而有所突破的途徑。這專欄將會是一系列訪問,對象包括香港各個軟實力範疇的代表人物,或大家想不到有視野的人,或冒起的地方標誌組織或人物,或對香港這國際品牌有研究的學者。從這些訪問,希望讓讀者明白香港一直以來擁有的世界面向,從而更理解和懂得運用香港的軟實力,無論發揮在向北,還是向全世界。

一、軟實力作為弘揚香港這「國際品牌」的最後憑藉

問: 那究竟何謂「軟實力」?這概念似乎很虛,如何可以紮實一點?

沈: 要理解軟實力(Soft Power),則必須先理解「硬實力」(Hard Power),後者並非單指如軍事、經濟實力等,根據這概念原創者Joseph Nye的定義,還泛指通過Coercion方式影響結果的力量。然而,在當今以平衡利益和風險為遊戲規則的國際社會,動不動使用武力未必能收得利益之餘,往往先為自己帶來損害,不切實際。因此,Nye以「軟實力」這詞,涵蓋國家、城市「通過吸引力來實現意願的能力」,其中包括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民意、資訊流通等各方面所散發的影響力。「軟實力」概念中更重要的是,按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Carnes Lord的說法,軟實力超出了政權、政府的管轄範圍,而由民間、私人機構或組織以及廣泛的社會、文化群體所掌握。因此,這是不少討厭捲入狹義香港政治、不希望和北京政權對抗、而又不希望香港喪失自身特色的朋友,能有所發揮的地方。

軟實力到今天愈來愈被重視,也被不少研究量化。例如英國Monocle 雜誌連續五年評估全球各國軟實力,早前推出2014/15 年度排行榜,上榜地方各有獨門的軟實力標記,大抵能讓我們理解軟實力包含哪些方面。譬如阿根廷排30 位,編輯評語就提到球王美斯、教宗方濟各去年成為該國軟實力象徵;韓國被譽為流行文化工廠,排第15;美國則以流行文化、資訊流通、創新科技等成就高踞榜首。而軟實力並非與硬政治毫不相干,Monocle 的評分,就指法國去年揭出黑金政治醜聞而排名下滑;中國雖然上升至第19位,對非洲、南美以至東南亞有龐大的基建投資獲得一定影響力,但礙於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對香港雨傘運動的處理手法,亦拖累了軟實力的升幅。

二、城市對城市繞過政治禁忌:Glocal Forum的智慧

問: 那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應該怎樣拓展自己的軟實力,而避免觸及政治禁區?

沈: 根據《基本法》,軍事、外交的硬實力手段屬於中央政府,但軟實力的種種中介是香港內部範圍。正如Carnes Lord 提到,軟實力是由下而上、由民間散發的實力,某程度成為對在上者的一種意識形態制衡,用流行的港式說法,就是民間捍衞核心價值,但這種捍衞,並不以任何政治目標為綱;即使對北京弘揚其整體實力,也可能有所幫助。

儘管香港不能參與國防外交,但根據《基本法》,被賦予頗大的涉外關係權,而港人以城市對城市的身份,其實完全能政治正確地拓展國際網絡的。譬如2001年成立的「GlocalForum」,就強調比國家主權次一級的外事活動,主要以城市作為單位,也包括跨國私人企業、國際組織和傳媒等,「Glocal Forum」的最大主旨,正如其名字結合「global」與「local」,將國際資源競爭和協商接地,連結上城市本土的現實需要。他們認為,國際資源的壟斷,不局限於國與國之間的橫向層面,也包括中央主權政府對地方城市需要的忽略。香港是「Glocal Forum」106個城市成員之一,「城市-城市」的國際關係思維,對香港這個特區尤其重要,通過這類參與,香港才能得出一個發揮軟實力的平台。

三、極端愛國、極端本土以外的「第三道路」

問: 近年香港興起「本土運動」,這時候談國際視野,豈非和大趨勢背道而馳?會否參與香港政治?

沈: 在這個二元對立的時代,任何理性方案都會被極親北京的一方視為「破壞國家利益、勾結外國勢力」,也會被極本土的一方視為「投共賣港」,這種層次「討論」毫無價值,花一秒的時間也不值。但在這樣的社會生態,上述層次的論述只是剛開始,恐怕還會折騰十年,所以我經常勸相熟的朋友不要浪費時間,應該另尋自己的路,也可以說是「第三道路」。

其實,什麼是「本土運動」也大可商榷:記得年前曾和吳靄儀律師相叙,她說「本土派」很多枝節不無道理,但弄錯了核心部分,也就是香港的開放和多元性,對此我深深認同。從國際關係、地域處境來思考,香港其實自開埠以來一直是國際都市,香港核心價值從來不是閉關自守;假如本土運動要改變香港這百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公式,這是本末倒置的。在這層面而言,無論大家多麼不喜歡梁振英,他鼓勵青年的天地不要局限在這1100平方公里內,抽空而言沒有什麼不對,問題只是如何保持向不同方向開放、而不是單一向北望,以及如何在開放的同時保持內部人民利益和凝聚力而已。強調「中國的香港」並沒有錯,但假如忘記了「世界的香港」這固有的身份,中國得到香港還有什麼用呢?

四、中國與香港的軟實力:習近平vs Frederic Martel

問: 談到「中國的香港」,令人想起近年香港兩極化的現象,對中國不是極度抗拒,就是盲目崇拜。香港軟實力能怎樣紓緩這種矛盾?

沈: 「中國的香港」,無論喜歡與否,或者將來如何發展,都是當下香港的一個主要地位和身份,這是不爭事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制度理念和價值固然要堅守,但在民間層面,排他地堅持「我是中國人」或「我是香港人」的口號,都似乎無法在「中國─香港」這個處境中得到應有能量。習近平在去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提到,「要提升我國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對外宣傳」,然而法國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 早前來港時,我請過他在中大講guest lecture,他直指「中國的軟實力是失敗的」,因為受負責硬實力的人干預,這代表了相當部分國際學者的觀點。Martel也提到香港要保持軟實力,要堅守五大特質:前四者屬老生常談─自由、保護知識產權、法治、平等,最後一點卻是「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這裏所指,除了中國和香港體制上的差異,某程度說明了中港兩地兩種行使軟實力的邏輯差異:只要這成功,同樣也是中國的成功,起碼這是我的信念。

2001年董建華政府重金打造的飛龍「香港品牌」,在政府換班後似乎少見了,某程度就屬中國軟實力的邏輯,結局也說明由上而下的軟實力製造計劃實在「飛龍在天」─太過離地。相反,「雨傘運動」期間,吸引各國媒體前來考察報道,即使不談政治,諸般小節如「夏愨村」、「彌敦村」的社區運作、街頭藝術、抗戰智慧等,得到不少「外國勢力」媒體的正面評價,認為這是香港軟實力的呈現,其實,也有不少親北京人士私下對這些創意頗為稱道。從前香港讓國際社會留下印象的,大抵都是獨特的街頭小吃、1970至80年代功夫片,或就算是最老土、最具東方主義標籤色彩的維港帆船、人力車伕等等,都是從民間凝聚的「在地」標誌,這才是由下而上。在這種理解之下,「中國─香港」身份認同這場遊戲,可以得出矛盾、衝突以外的關鍵詞;兩者不作劍拔弩張的對立,但彼此清楚各自有不同的軟實力行使方法和邏輯,只要政府有足夠的胸襟。

五、濱下武志、王賡武、丁荷生:昔日香港作為東亞、東南亞的一環

問: 那「世界的香港」又對香港身份認同如何重要?

沈: 我們不應該為「中國的香港」而遺忘或捨棄「世界的香港」這個身份,而且香港本來就是個國際城市,除了老生常談的轉口港、國際金融中心等,就講香港眾多文化產業,譬如電影、電視劇集、流行音樂甚至足球,都曾經在不同年代征服東南亞甚至美加華人社區。只是近十數年來,無論政府政策或經濟,以至文化、日常生活接觸,均過度傾斜向北望神州的一邊,令香港逐漸忘記了原有的國際身份。近年來,上述提到的電影、音樂等均有被台灣、韓國以至星馬泰追過的勢頭。在21世紀現實環境中,亞洲近年也吹區域整合風,促使香港有必要積極面對和處理跟區內其他國家、城市的互動。香港要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份,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軟實力是重要的裝備和本錢。何況香港通過自身特色衍生的思潮,正逐漸變成一家之言,也是寶貴的軟實力資本,假如因為近年政治生態而不斷自我設限,令思想界變成一個醬缸,那不單是香港的損失、中華文化的損失,也是世界的損失。

事實上,南洋其他地方反而很善用同一身份。例如旅居新加坡的加拿大漢學家丁荷生(Kenneth Dean)曾研究「新加坡《石頭記》:從石碑解讀東南亞華人廟宇跨國網路」,通過廟宇、會館的石碑,研究新加坡早期華人社團如何編織一個跨國海外華人網絡,這網絡不單止新加坡崛起的憑藉,其實也是香港昔日崛起的憑藉。我在新加坡拜訪過前港大校長王賡武多次,他對不同地方華僑、Chinese Diasporas身份認同的研究,結合他在香港的經驗,其實已指點了一條香港的出路,只是我們懶於思考其可行性而已。正如我早前在專欄分享過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香港大網絡》,談及香港的國際腹地,高瞻遠矚,卻從未得到過香港重視。這網絡今天依然在新加坡被培養發展,但在香港呢?全球化時代理應更緊密溝通,但在不少人眼中,新加坡彷彿只成了一個純粹拿來比較、抽水的對象,卻沒有了人的層面的糾結了。

六、由Global到Glocal:減少依賴政府的國際身份

問: 不少朋友始終覺得國際視野很「離地」,而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我們可以怎樣理解和實踐這種「世界的」身份,以及發揮個人的軟實力?

沈: 經歷過80、90年代移民潮、回歸前政治恐慌,眼下雖然「五十年不變」之約還未走到一半,但不得不承認太多東西已經正在改變。然而今天我們實在不必把移民看作非黑即白的概念,因為內裏的空間還有很大。我們不應單純推廣Global視野,而必須結合本土的Glocal。在全球化時代,無論身處何方,都能對香港拓展軟實力和維持國際社會的香港品牌有所貢獻。香港人是可以有一些實質的行動,從個人開始重拾「世界的」身份,譬如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可以是留學深造的較佳、且較廉價的選擇,又或者投資台灣經營民宿,積極試試到日、韓尋找工作機會,尤其從事創新科技行業的。再者,軟實力可以是國際交流然後本土發酵的過程。台灣、韓國、新加坡是近年軟實力累積相當快的城市、國家,而他們無論在官方、民間外交也有不比香港少的經驗,即使是身處當地作日常瑣碎的互動,對於香港人如何處理和發揮自己的世界身份,都可以作為借鏡。

七、多種語言的啟發:香港應以成為「亞洲瑞士」為標桿

問: 那香港除了成為什麼「中藥港」、「科技港」,還有沒有其他路徑選擇?

沈: 其實,香港頗有潛質成為「亞洲的瑞士」。瑞士雖算不上是歐洲大國,但它自1815年從未捲入國際戰爭的中立背景,且確實發揮其地理上位處歐洲中部、連結歐洲各國的多元交滙角色,無論從語言、文化以至歐洲、國際事務參與等範疇。瑞士本身就由德、法、意三大語系的文化區組成,也鼓勵國民學習歐洲各國語言,所以國民的流動性極高;而且瑞士在國家與非國家層面的國際舞台都十分活躍,多個國際組織如紅十字會均設總部於當地,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的規模就僅次於美國總部。

香港歷史上作為中國、東亞、東亞南的交接點角色。現時不少富豪、商人,早年就從中國經香港下南洋做生意發迹,中國改革開放後亦回頭循香港進入大陸;文化方面,邵氏以香港作為基地,輸出大量充滿中國民族情懷的國語古裝片、武俠片,也在東南亞取得文化、民族情感上的成功。香港的泛中國身份認同,跟東南亞華人社區其實有着相當共通的情懷。可惜香港兩文三語政策並不太成功,甚至有學者主張廢除英語的官方地位,這樣下去,從前的英語優勢不復存在,普通話又一定不及內地人,同時又沒有機制積極向全球推廣嶺南文化,數十年後,情況不堪設想。事實上,香港依然有潛力更新自己的區域樞紐地位,即使日常小節,譬如身邊不少日以繼夜「煲」日劇、韓劇而被視為師奶、港女的,這些語言能力隨時成為支撐香港新一代軟實力的秘密武器。假如香港下一代在兩文三語以外都懂得日語或韓語,在地區遊走的能力和不可取代性都會大得多,走瑞士的路也會容易得多。

八、香港、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21世紀的「第三大國際文化板塊」

問: 今天接觸到國際社會的就容易被說成「勾結外國勢力」,如何能夠突破?

沈: 這種文革式上綱上線,只會將國際的香港帶去末日,但中美角力畢竟是客觀存在,我們也不能視若無睹。只要將視野拉闊一點,當今中國和美國代表着兩股文化及意識形態,壁壘分明,但在中美文化之間,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地扮演着調和性質的第三股文化勢力,我稱之為「21世紀的第三大國際文化板塊」。這自然是籠統地將她們合稱為中、美以外的第三文化,她們各自獨特的軟實力,足以跟兩股大勢力作競爭、協商,這是我近年不斷在日本、台灣、新加坡等地交流,希望建立一些網絡和合作之故。而我們不能忽略香港本身,其實絕對有足夠的軟實力,作為上述第三文化中的其中一股勢力,突出香港的國際、特別是亞洲身份,和捍衞本土身份、中國身份都沒有衝突。希望在這個每周一次的訪問欄目,能給我們更多think out of the box的思想衝擊,讓我們多明白香港與國際社會的互動模式,才可以在不同崗位為香港做應該做的事。

答:沈旭暉
問:梁振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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