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15日，駐守新加坡的英軍向日本帝國軍隊正式投降，當日英日雙方就新加坡管治權進行交接的地點，就在新加坡福特車廠。2006年，新加坡政府將車廠定為國家歷史文物，命名為「舊福特車廠資鑒館」，廠中設有歷史展館，展示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第一手資料。去年新加坡政府對展館封閉修繕，以待今年週年紀念時重新開幕，展館重開時被改名，新名稱是「昭南展覽館」——「昭南」，正是日據時期對新加坡的命名，正如當時日本稱中國「支那」，菲律賓「比島」，庫爾島「樺太」等。「昭南」這名字迅速引發新加坡強烈爭議，特別是上一代華人反應最大，指名字代表痛苦的歷史記憶，會傷害新加坡人民感情。數日後，新加坡政府將展館名稱再改，成為「日據時期：戰爭與遺跡」展館。
新加坡精英對使用「昭南」不太敏感，可能只是在英語世界對名字有不同觀感，但也反映新加坡對政治不正確並未有如中國般敏感：假如有「支那二戰博物館」在中國出現，乃不可想象。這方面的落差、展館改名風波的背後，也反映新加坡社會對自身國家歷史、尤其是二戰日據歷史的複雜情懷。
根據新加坡官方主流視角，日據時期是新加坡社會最艱苦、黑暗的歲月，新加坡歷史博物館的日據展區，充份反映了當時的恐怖一面。總理李顯龍2月15日於Facebook專頁發文稱，這一展館「記錄了日據時期的恐怖和殘暴歷史，以及先輩在那段日子經歷的苦難，和展現的勇氣」，明顯不是要對日據歷史有浪漫化描述。
這一敘述視角，尤其見諸新加坡華人社群。當時正值日本侵華戰爭，身在新加坡的華裔因對「中華」的民族認同而敵視日軍，而與中國同仇敵愾，更在新加坡淪陷後，持續對日據政府展開反抗運動，他們即是一如東江縱隊的「星華義勇軍」。新加坡華裔積極抗日的姿態，讓日據政府將華裔社群視為頭號威脅，並針對其展開「肅清」運動。據後來披露的檔案資料，在日據期間，可能高達上萬名華人死於日軍「肅清」；據李光耀本人的回憶錄講述，他逃過日軍鎮壓，也只是幸運。日據時期新加坡糧食、物資嚴重匱乏，社會經濟與此英殖時期的繁榮景象，不可同日而語，都是日本人也難以反駁的客觀事實。
新加坡日據時期與獨立運動
但與此同時，在新加坡社會，亦有對日據時期歷史的另類解讀，親日、親西方觀點尤其容易有這傾向。須知二戰前期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一系列戰役，尤其是對東南亞地區英、法、荷、美殖民地所謂「ABCD包圍網」的短時間攻克（ABCD指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對當時不少人而言，卻標誌著近代東亞地區亞洲人首次成功取得對歐美殖民者的勝利。當時日本發動戰爭的口號，乃「促進東亞民族解放」，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今天這名字雖然聲名狼藉，但這一以反殖民為旗號的姿態，畢竟讓東南亞對殖民統治不滿的本地社群，看到「解放」的希望。
戰時駐守東南亞像馬六甲、新加坡一帶的英軍，雖然部署了重兵，但只有零星抵抗，就幾乎將整個殖民地拱手相讓給日軍，比香港戰役打得更遜色。這一敗績，極大減損了英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社群眼中的形象和威嚴。正因此，在二戰結束後，英國從日軍手中再次接收馬來半島時，其統治的認受度，已完全不復當年，各族群爭取自治、獨立的訴求，如風起雲湧，不少獨立領袖，都在二戰期間嶄露頭角。從這一視角來看，日本擊敗英國的過程，事實上促進了新加坡、乃至整個馬來半島的身份認同和戰後獨立。
戰後的新日緊密關係
加上新加坡獨立後，在東南亞強鄰環伺下要生存，就更要放下和日本的歷史包袱，反而在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展開雙邊合作，日本也樂於以新加坡為東南亞跳板。新加坡與日本在1966年建交，去年正值兩國建交50週年，新加坡資深外交官許通美（Tommy Koh）在《海峽時報》撰文回顧戰後新日友誼的文章，就很值得一讀。
在1970年代，日本製造業大規模在新加坡開設工廠、培訓當地勞工，對當時新加坡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乃至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有關鍵奠基作用。戰後東亞製造業經歷「雁型模式」升級，也有賴於日本與新加坡等進行密切資金、技術交換。如今，日本與新加坡互為對方第二大外資投資國，新加坡還在2002年，成為域內首個與日本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至於對當代亞太地緣局勢，日本與新加坡、乃至其它東南亞國家，也都有高度共鳴：雙方均強調建構以國際法主導的地區秩序（暗示中國不尊重國際法），對美國在亞太的角色，也抱有相同期待（以平衡崛起的中國）。雖然同是華裔為主的國家，新加坡與日本的雙邊關係，就與長期緊張的中日關係形成鮮明的對比。因此在新加坡民間、特別是新一代當中，幾乎找不到仇恨日本的人，這和香港新一代對日本的感情，卻頗為相像。
今日新加坡對日據歷史、乃至對日本的認識，也與新加坡自身社會族群政治有關。「新加坡民族」在官方解讀中，自然是超越種族的存在；但若對新加坡社會內的民族主義情緒追根溯源，不同族裔各自的民族意識，卻與日據時期的政策導向有密切聯繫。日本佔領馬來半島後，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格局被打破，其中受惠最大的，就是之前受英政府政策歧視的馬來裔、印度裔社群。特別是在馬來裔眼中，在英殖民時期社會，伊斯蘭信仰自由被限制、穆斯林身份認同被壓抑，日本管治者反而放鬆了宗教事務管理，並打破新加坡就業市場的族裔分隔。日據政府的用意，乃是團結馬來宗教領袖，為自己的「大東亞共榮圈」野心提供助力。日本亦表態全力支持印度獨立運動，協助組織了東南亞地區印度裔社群，成立「印度國民軍」。此外，日據政府還推動過「大印尼計劃」，以期整合印尼人和馬來人為統一的民族，以便戰時征召。凡此種種，令日本的形象在其他族裔眼中，也有一定的正面回憶。
對以上歷史細節，新加坡官方輿論、教科書自然刻意淡化，反而渲染當年馬來半島不同族裔「先被英、日統治者利用、後覺醒並反抗」的正統觀點，以期將這段歷史，塑造為今天新加坡不同族裔的共同記憶。然而，歷史的痕跡並不容易湮滅，民間的情緒更不容易被掩蓋，今天新加坡上一代華裔、和有深刻大中華認同的一代人，還有新移民自然都對日據歷史沒齒難忘，也對任何相關描述大為敏感。但新一代「真・新加坡人」、精英階層、還有其他族裔，對日本的態度則要寬容得多。背後反映的，其實是新加坡內部認同的張力。歷史展覽館的改名風波，只是這張力的冰山一角罷了。
亞洲週刊 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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