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分析文章已有不少，而當年文革的深遠影響，香港也未能倖免，1967年爆發的左派群眾「六七暴動」、或當事人口中的「反英抗暴」，就是文革的副產品。當時港英殖民政府管治頗多弊端，運動最初亦頗得「進步輿論」支持，直至運動暴力化，特別是使用真假炸彈後，輿論一百八十度逆轉，左派從此長期被香港主流社會示威暴徒，令港英前期的高壓鎮壓，則普遍得到社會各界諒解。這段公案，歷史自有公論，這裏希望介紹的是一個有趣的香港涉外關係案例：不久前，一名當時被港英政府控告非法集會、被判入獄一年的青年，準備遠赴英國尋求「翻案」，單就案件本身，以及英國的回應，都能帶出國際關係另外的故事。
當事人曾宇雄現在是退休護士，據他回憶說，1967年他年僅16歲，就讀左派香島中學。11月1日下午，他與同學如常結伴回家，行至九龍塘時被一隊警員截查，隨後警員以緊急法例為由，控告他及同行同學們「非法集結」。12月，他與其他幾個年滿16歲的同學因「拒不認罪」，被判監禁一年，從此終身留下案底，於是念茲在茲的，就是向政府討回公道。當然，他追求翻案，心底裏希望的自然是社會輿論對整個「六七暴動」的翻案，但這點就是北京，目前也不會感興趣的；而單論他的個人經歷，即使是對「六七暴動」反感的大眾，不少也覺得同情，因為港英當年是否濫用緊急條例，特別是在炸彈出現前，其實也不無爭議。
不少「六七」當事人對經歷頗為忌諱，但曾宇雄是少數的例外，一直高調以這身份活動。2012年，他曾先後致信香港特首梁振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兩者都沒有提供進一步協助。梁振英作為行政長官，自然無法撤銷法院判決，而事實上，根據香港司法複核程序規定，曾宇雄案早已過了可提交司法複核申請的時限。因此，曾宇雄最近計劃將該案直接提交英國「上級裁判庭」（Upper Tribunal），尋求英國法律系統內的司法覆核。
英國「上級裁判庭」設立於2008年，是裁判庭制度改革的部份，享有與英國高等法院同等的法律地位。與其它一般裁判庭不同的是，「上級裁判庭」是英國司法體制中，唯一可以進行司法覆核的裁判庭。根據英國裁判庭條例規定，上訴人一般需要在相關判決或行政命令發出後1-3個月內，向「上級裁判庭」申請司法覆核，但「上級裁判庭」裁判官有權將時限延長，唯上訴人需提出延長時限的有力證明。「上級裁判庭」一旦接受了司法覆核、作出判決，就與高等法院的司法覆核有同等法律效力。
然而，裁判庭條例同時規定，「上級裁判庭」接受司法覆核的範圍有限，除了移民案例，只接受兩類申請：英國法庭移交的申請，和個人對一般裁判庭（First-tier Tribunal）判決的覆核申請。拋開四十多年時間的延長請求不論，單單根據受理類型標準，曾宇雄的申請，就幾乎沒可能被接受；就是接受，英國也無權要求今日香港司法機關必須做出相應舉措。所以，「翻案」的形式價值，自然大於一切。
然而，這樣的形式，卻也不是沒有國際案例可參考。六七前後，不少英國殖民地都爆發了反殖運動，運動在這些國家獨立前被官方形容為「暴動」，獨立後往往被美化為「起義」。1952-1960年東非肯雅的「茅茅運動」（Mau Mau，即今天肯雅官方所說的「茅茅起義」），即為最著名例子之一。「茅矛運動」期間，眾多農民結成反政府武裝，英軍對之大規模清剿，並採取集體懲罰機制，懲處平民。根據肯雅人權委員會統計，有近9000名肯雅人被殖民政府非法折磨，部分甚至被處決；近16萬人被強制遷徙至集中營，受到非人道待遇。
1999-2002年期間，肯雅倖存的「茅茅」參加者要求英國為當年的迫害賠償，石沉大海。2003年，肯雅人權委員會從眾多受害者中選出五名，將他們的經歷作為英殖政府「罪證」之代表，正式起訴英國政府。2005年，肯雅政府公開要求英國就此事致歉，英國外交部一直以「國家繼承」原則為由搪塞，稱既然肯雅已經獨立，前殖民政府的責任自然由新政府繼承，與今天英國無關。事件卻在2011年出現轉折：倫敦高等法院表示，決定受理清剿「茅茅」過程中，肯雅人受英殖民政府虐待的案件，並駁回英國外交部關於「事件年代已久、逾期不究」的立場，堅持將案件付諸庭審。最後，英國政府與「茅茅」當事人代表律師庭外和解，英國承諾對5,228名尚在世的肯雅受害者提供共二千萬歐元賠償金，英國外交大臣Hague也對肯雅受害人正式道歉。
當然，「茅茅運動」和「六七暴動」之間雖然有一定可比性，但不可比性甚多，當事人要求「翻案」的程序、理據都不同。肯雅受害者選擇直接起訴英國政府，經過漫長等待，英國法院最終受理，令政府一改強硬立場；曾宇雄則選擇司法覆核途徑，成功的可能性固然不如前者，輿論影響力更難同日而語。然而，這背後反映的，卻是香港涉外關係其中一個最難解開的結，影響至今：一方面，自居民族解放立場的香港左派即使在回歸後，也沒有像「茅茅勇士」那樣得到新政權認同，令他們的受害人情結只會更深，對當年過激行為的悔意也很難透徹，乃至動輒訴諸港英陰謀論，這對左派群眾和香港傳統精英、西化社會的「大和解」，自然有百害而無一利。
另一方面，港英當時的過火舉措鮮有被注視，處理群眾運動早期不成比例的武力沒有被問責，既令現在的特區政府從中得到「穩定壓倒一切」的心法，也令社會失去理性反思的空間，只要群眾運動出現，更易朝非黑即白兩極方向發展。英國眾多前殖民地的當年恩怨，到了今天，大都一笑泯恩仇，英國和它們的關係往往甚好，例如茅茅運動的領袖肯雅塔被釋放後當選總統、成為國父，奉行親西方政策，忽然成了「英國人民老朋友」，他的兒子後來也成為總統。反而是香港，今天才掀起遲來的民族主義Vs本土主義風暴，部份正是源自五十年前未解的鬱結。遺憾的是，恐怕舊結不但不能解除，新結還越結越多，世事無常，原是無奈。
原載於明報月刊 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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