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新聞報導，瑞典打算重新徵兵，以應付俄羅斯日益增加的邊境壓力，令人想到曾幾何時，在17-18世紀，瑞典也是歐洲、乃至世界一流強國。雖然今天瑞典不再以強國自居，但到過首都斯德哥爾摩，不難發現氣派猶在，那些年的傳奇瑞典君主們，雖然不太為我們熟悉，卻依然是歐洲家傳戶曉的人物。其中一位形象最突出的瑞典女王Christina （1632-1654年在位），事蹟曾多次改編成電影、舞台劇，包括2015年改編自魁北克劇本的北歐電影《The Girl King》。就是對不了解那段時代背景的觀眾而言，這電影充滿精采心理描寫，女王的形象亦比《伊莉莎白》系列的英國女王更立體，值得作為教材觀看。
第一個出櫃的同性戀女王？
即使是按今日標準，Christina的一生還是相當前衛，遠遠超前了她所屬的時代，無論是學識還是膽識，都可能是17世紀全球女性第一名。電影以「Girl King」命名，明顯要令人想起「Virgin Queen」伊莉莎白，但「Girl King」的性別定型更直白，因為Christina被不少史家認為是史上第一個「出櫃」的同性戀女王。電影講述她和女伯爵斯巴蕾（Ebba Sparre）的親密關係，由精神進而肉體，自然可算是（廣義）同性性行為的一種；但女王從小到大被賦予當「國王」的期望，也以這責任自我鞭策，登基時以成為「King」宣誓，對女性的感情，似乎也是心理失衡的一種釋放。女王並非美人，身形健壯、聲音低沉，自幼學習劍術，喜好騎馬打獵，甚至在著裝上，都偏好穿著男性裝束，這在17世紀歐洲王公貴族中，自然獨樹一幟。她拒絕了不少瑞典貴族追求，似乎對女性「從一而終」，但電影沒有交代的是她遜位離開瑞典後，卻與不少男性有過親密交往，反映她並非單純的性別壓抑，而是對國家、信仰、責任、生活的全方位，都有不少壓抑。在這前提下，閱讀她和女伯爵的關係，就更為微妙。
宗教改革時代的最大叛徒？
Christina的另一個劃時代行為，就是承受千夫所指，也敢於選擇自己的信仰。表面上，她和堅持選擇新教、離棄羅馬天主教的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一樣，只是方向剛好相反：離棄新教、回到羅馬天主教。但事實上，兩者的權力暗示同樣是顛倒的：伊莉莎白皈依新教，是為了離開羅馬教廷的影響，跟隨父親亨利八世的軌跡，自立聖公會當一方霸主，完全是權力鞏固的行為。Christina卻不同，新教（路德宗）當時已是瑞典國教，但她從小秘密改信天主教，和天主教國家法國來的大使過從甚密，最終甚至為了公開信仰，而放棄瑞典王位，被國內視為離經叛道，乃至「叛教叛國」。這樣的叛逆率性，和她追求性別解放一樣，即使在今天，即使是普通人，也需要無比勇氣，何況是中世紀保守世界從王位變成平民的一介女子？然而，電影同樣沒有交代的是，她作為被「策反」的新教徒到了羅馬後，雖然一度獲得教宗盛大歡迎，但慢慢就因為生活過份自由化，和羅馬保守勢力也鬧得很僵，也不時保護被教廷打壓的人（例如猶太人），又鼓吹女性在舞台上粉墨登場。她選擇羅馬天主教，似乎是因為受不了瑞典本國的宗教權威，卻不代表她真的對遙遠的宗教權威心服口服。
名師笛卡兒的高徒？
Christina博覽群書，精通多國語言，天賦之高，無庸置疑。而且她好奇心極大，要把瑞典建成「北方雅典」，由古典知識、神秘學、到當時最前緣的科學都要知道，個人藏書是當時世上最大的知識寶庫之一（死後被梵蒂岡購入）。瑞典因為她的緣故，吸引了不少逃避中歐戰亂、瘟疫的知識份子，奠定的基礎，惠澤至今。女王最廣為人知的「知識之旅」，正是電影頗花筆墨講述的、和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關係。
笛卡兒作為一代哲人，既有對形而上的探討，也有相當務實的機械科學的一面。Christina通過法國大使認識了笛卡兒的著作（電影把笛卡兒講述為法國引誘女王脫離新教的共謀），專門把她請來瑞典主持學院，和做她的私人導師，最終笛卡兒不敵瑞典嚴寒天氣，不久就病逝。根據野史，二人甚至傳出過羅曼史，笛卡兒的算術也是隱藏二人感情芸芸，自然都是毫無根據。反而根據電影沒有講述的正史，女王和笛卡兒根本相處不來：她請笛卡兒到瑞典，只是希望得到支持自己追求各種自由的理論基礎；笛卡兒到瑞典的誘因，卻似是動員一國資源，協助自己進行各種實驗。因為互相都有期望落差，二人見面「上課」，前後大概只有幾次。雖然女王要笛卡兒凌晨五時授課的要求實在嚴苛，但也難以判斷，是否就這樣令笛卡兒吃不消身亡。反而笛卡兒形容天氣「嚴苛」，是否哲人講述心境的暗語，才令人有所想像。
被忽略的現實主義大師
正因為Christina的生平如此多姿多彩，她對國際關係最大的貢獻，就不時被低估，那就是她和《威斯特里法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的關係。就此，反而是這電影給予了充份肯定。Christina 6歲即為，因為父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 II Adolf）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中陣亡，條約正是戰爭的和約，前後談判了數年。瑞典是主要參戰國之一，和法國雖然屬於不同宗教陣營，卻是反哈斯堡王室的堅定盟友，算是勝方；神聖羅馬帝國、哈斯堡王朝及其附庸，則是利益受損一方。但無論如何，和約得以落實，和瑞典女王主動追求和平、放棄乘勝追擊、選擇最有優勢的時候議和大大有關。和約簽訂時，瑞典面積居歐洲第三大，擁有歐洲其中一支最精良的軍隊，並得到法國支付合約報酬，國勢如日方中。電影說Christina當時是「和平使者」，並非過譽，不過也許因為後來遜位，令箇中角色的重要性被有意無意間淡化。
《威斯特里法條約》在國際關係史極其重要，被認為是確立現代主權國家的里程碑，現實主義（Realism）學派把1648-1991年的主權國家年代稱為「威斯特里法年代」（Westphalian Era），可見Christina對人類文明的影響。事實上，她退位後並沒有失去對國際大棋局的觸覺，雖然客居各地做寓工，但往來無白丁，更一度和法王路易十四達成交易，獲安排出任拿玻里女王，去平衡法國和西班牙兩大勢力，同時暗中在南歐建立「新瑞典」。雖然後來不了了之，但假如成功，又是國際關係一大壯舉。今天要重溫瑞典歷史上的輝煌，除了認識這位「Girl King」，就只有親身到瑞典王宮憑弔了。
信報月刊 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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