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星期六

走過烽火大地的香港「前銀行家」

去探訪受害平民。可是,當我們展開工作後,衝突突然發生。我幸好得到當地同事的帶領才能避開攻擊。因此,安全管理對於國際人道組織也是一項很大的挑戰。而另一項工作就是探訪監獄,ICRC得到《日內瓦公約》授權定期探訪戰地的囚犯,以確保他們在監獄的待遇符合國際標準,以及協助當局改善又需要的地方。同時,我們亦確保《日內瓦公約》得以落實,令戰區中的民用設施和投降的人士能得到保障。其中更重要的角色是了解衝突的情況,與各個政治和武裝團體聯絡,以及定期見面。而之前提及的孟加拉灣難民危機,我們在48小時內要作出反應,準備各項物資。而在落後地區得到食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們要求當地水廠在不影響當地正常食水供應情況放下為我們提供食水。同時,我們也和無國界醫生和聯合國難民署等國際人道組織合作。在前線提供協助時,我們亦要制定運作程序和計劃。這令我明白一個好的國際人道組織最重要是內部的系統和制度,這令員工和職員能更有效去回應突發事件,也能大大減低行政費用,這是媒體很少論述的部份。ICRC其中一個重要的角色是防止違反《日內瓦公約》的軍事行為,以及其相關的平民傷亡(如大屠殺)。經過160多年的努力,媒體和軍隊的訓練也滲透了戰爭法的認識,這大大減少大屠殺發生的機會。

S:在國際人道組織工作的經驗如何改變你的人生價值和目標?

J:起初對國際人道組織的想像都是來自於媒體,其中的工作都給予人英雄感、愛和同情心。現時,我覺得這些元素不就是人與人相處所需要的嗎?作為事業,在前線工作,我們往往不能勇字當頭就去服務。在戰區,我們要與不同的政治和武裝組織溝通,與政府協商而取得當地的許可。同時,我們去接觸不同的持份者,與他們對話從而落實計劃。這是需要很長的時間,當中亦涉及很多文書工作,而且要持續去朝着目標去做,這才能走得更遠。過程之中有沉悶,也有精彩,這才是工作動人之處,而非把事情看得太浪漫化。我已經有六年在前線工作的經驗,也得到很多寶貴回憶。在過程之中家人給予很多包容和支持,未來我希望能與家人有更多的相聚時間。

S:現時國際人道組織面對着什麼困難?

J:以往的戰爭主要是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可是現時不少的國際衝突都變得零碎化,即其參與衝突的各方可能是零散的武裝組織或利益團體。因此,難以確保人道法在衝突中得到落實。ICRC亦需要按着不同脈絡去查找參戰各方所屬的組織,從而與他們商談,以確保我們在衝突中的中立性。同時,我們更要確保在前線工作同事的安全。另外,一般會認為,衝突之中大眾最缺乏的是水和醫療。可是,以巴衝突或是阿富汗的衝突都長達數十年,不少當地人反映對基礎的教育渴求。以烏克蘭為例,不少學校便身處於交戰區,於是ICRC與當地的學校合作興建防空洞,提供逃生演習訓練,這些計劃亦取得成功。

S:對比於其他國際城市,香港有何獨特性和競爭力?

J:香港人身份亦有利我在ICRC工作。ICRC必須以實際行動來反映其在衝突中的中立性,擁有參戰國國籍的同事很難代表ICRC在戰區工作。而香港亦甚少介入國際衝突,這有利於香港人服務於如ICRC這類的國際人道組織。加上,香港人接受優質的教育,而香港人的競爭力就是靈活和能快速應變突發事情。處事有明確的目標,並以結果作為處理事情的導向。這都是國際人道組織所需要的特質。

S:其他同事對香港和你香港人的身份感到好奇嗎?

J:香港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回歸後奉行一國兩制,成為中國的一部份。無論是從前和現在,香港在不少外國人眼中是一個特別的地方。隨着中國及亞洲各國的發展,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不斷提高,亞洲人以及香港人在國際社會的發展機會都會隨之而增加,也有更多機會在國際人道組織中服務發揮所長。現時國際人道組織中,亞洲面孔增加了不少,無可否認這與國力有所關係,影響亞洲人在國際人道組織中走多遠,爬幾高。中國人的身份的確讓我在這個轉變中帶來了機遇。

S:香港的年輕人應如何增強自己的國際視野?

J:香港年輕人只有選擇性的國際視野,對於商業、娛樂和旅遊,香港人都是放眼國際。然而,社會在討論國際議題時只觸及一些大的議題和關鍵詞,較少以歷史和戰爭背後的原因等脈絡去了解國際視野。若年青人有相關的知識和視野,不妨實踐自己的夢想和目標。即使未必能達成目標,但在過程之中會找到自己不同的興趣和關心的議題。這些沿途欣賞的風景更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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