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2016年里約奧運會閉幕禮，主辦方按慣例將臨近結束的時間，交給下一屆主辦城市：2020年的東京，而日本的宣傳以二次元動漫遊戲角色、加上「增強現實」技術為主打，令世界刮目相看，加上首相安倍晉三最後粉墨登場，可說是日本軟實力的示範作。在整段視頻中，以東京城市風光為背景，東京塔、淺草寺、富士山等地標點綴其中，主軸卻是日本運動員與五個日本經典動漫人物一齊，將一顆象徵日本國旗標誌「日之丸」的紅球，從東京傳遞至地球另一端的里約。這五位二次元代表包括足球小將、叮噹（新一代稱「哆啦A夢」）、Hello Kitty、食鬼和超級馬里奧，各自都對日本體育外交有直接貢獻。
《足球小將》彰顯的體育精神自不待言，這一漫畫由著名漫畫家高橋陽一創作，自1983年起連載、並卡通化，成為20世紀日本在世界範圍內輸出動漫文化的標記，主角頑強不屈、永不言敗的鬥志，不但激勵了日本足球崛起，更成了世界各國球壇的共同話題。日本球星本田圭佑、香川真司等，都表示自己深受《足球小將》影響，而阿根廷球星阿古路、意大利球星迪比亞路等，都是「大空翼」的粉絲。相傳日本支援美國的伊拉克戰爭期間，為免物資運送時被襲擊，也是以《足球小將》圖案覆蓋車輛，其國際感染力，可見一斑。
至於叮噹、Hello Kitty 兩個形象，在整個亞洲、乃至全球，也是家喻戶曉。叮噹漫畫由藤子·F·不二雄在1969年創作，被視作國寶級動漫形象，加上近年登陸美洲，認受性正大為提升。這次叮噹與大雄、靜宜等追逐奧運「日之丸」的情形，瀰漫主角識於微時的感情，正是奧運友誼、團結的象徵；叮噹從百寶袋掏出的道具，既是成功傳遞「日之丸」的關鍵，也反映2020年東京奧運主打的科技要素，基本上，整個東京奧運足以成為一集叮噹大長篇電影。Hello Kitty則由Sanrio公司設計師清水侑子在1974年設計，設定中具有英國血統，主打年輕女性市場，商業上極其成功，公司基本上將之當作明星來包裝，令Hello Kitty亦廣泛得到代言機會，例如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影響力早超越二次元空間，變成平行時空的活生生存在。
在遊戲方面，「食鬼」是Namco遊戲公司在1980年代設計，也是1980年代「街機」經典之作。據統計，世界範圍內有超過10億人玩過「食鬼」，2005年它榮獲「世界上最成功的街機遊戲」這項健力士世界紀錄。新一代更熟悉的「超級馬里奧」，則由任天堂出品，同在1981年登場，成為「紅白機」必備，曾在全球賣出一億九千萬份拷貝，屬於數代人的集體回憶，即使言語不通，也能有共同話題。馬里奧勇往直前、絕不退縮的形象，居然變成安倍從東京穿越地心抵達里約的劇情，這一穿越，更讓人拍案叫絕。馬里奧要拯救公主，至於安倍的「公主」是誰、身在何方，也充滿想像空間。
事實上，日本為了贏得2020奧運主辦權，早在申請階段，就已啟動「動漫外交」。通常競逐城市都會委任「奧運親善大使」，通常由本國著名運動員擔任，日本申辦時，卻作出創意嘗試，宣佈由「永遠的卡通英雄」叮噹擔任「特別大使」。隨後，日本公佈了數十種叮噹不同運動造型的設計，根據東京申奧執行長水野正人的詮釋，叮噹蘊含「追求夢想、實現夢想」的精神，理應是全人類、尤其是年輕人共享，因此叮噹擔任特使，合適不過。而曾任日本首相的現任副首相麻生太郎，更是提出「動漫外交」的祖師，自己以天天讀漫畫的「御宅族」形象深入民心，對如何委任合適動漫人物進行政治宣傳，更有獨特心得。
當然，在日本社會內，也並非所有人都對東京奧運的動漫外交狂熱期待，例如日本「國民漫畫家」宮崎駿的作品，就從未在宣傳材料出現過。宮崎駿是日本戰後最享盛名的動漫家，作品如《天空之城》、《龍貓》、《哈爾的移動城堡》、《千與千尋》等影響力遍及世界，而且不乏政治社會訊息。但一直有訊息指宮崎駿對申奧「不感冒」，例如2013年，台灣《中國時報》曾報導宮崎駿說「與其花錢辦奧運，不如著力解決福島核洩漏問題」，因為後者真正關乎日本人民福祉，並批評那些慕奧運之名來東京的人「完全沒有改變日本的能力」，因此不會花精力為其宣傳。這報導隨後在華語媒體廣為傳播，然而日媒《Record China》網站專門就此訪問宮崎駿所在的「吉卜力工作室」，後者指責這一報道不實，說宮崎駿本人從未就奧運發表上述言論。無論如何，宮崎駿以沉默對待東京奧運，確是有目共睹，再考慮到宮崎駿動漫題材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描述、對商業社會的疏離，一切也是情理之中。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選擇的「動漫外交」對象，也是經過精挑細選的，並非單論受歡迎程度就決定一切。過份有政治意識的宮崎駿動漫，無論當事人是否願意，都超出了軟銷奧運的所需，因為奧運的另一面：消費主義、民族主義，幾乎是所有深度動漫的共同批評對象。相較下，《足球小將》雖說世界大同，卻有明顯「大日本主義」傾向，最後日本球員衝出本國、稱霸歐洲的劇情，更與安倍要自衛隊「走出國門、承擔世界責任」的右翼思想相吻合；Hello Kitty本身情節模糊、性格模糊，本來就是消費主義的精心設計，方便與任何題材crossover產生「精品」；叮噹見證日本經濟起飛的歷史轉折，種種對未來的憧憬，折射了日本戰後重新崛起的慾望；超級馬里奧是借用外來形象「本土化」，乃典型日本文化「拿來主義」的慣例；還有食鬼，雖然內容空洞，卻讓日本科技打進全球，同樣意有所指。總之，沒有一個出場人物是偶然湊數的。
由於這些選擇符合安倍右翼主義的口味，他本人願意親自客串動漫人物，其實也是借奧運傳遞國家、乃至個人訊息。事實上，他的政府對2020東京奧運愈來愈寄以厚望，一來「安倍經濟學」的蜜月期已過，日本要擺脫衰退，始終談何容易；二來中日關係長期欠佳，日本「普通國家化」、乃至廢除《和平憲法》的呼聲愈來愈強，都需要一場世界級盛事粉飾太平，就像上次東京主辦奧運時，就被視為日本洗刷二戰戰敗屈辱、迅速翻身的里程碑。對安倍而言，2020東京奧運也是他的個人里程碑，在未來數年，日本將利用東京奧運加強社會動員，盡力振興相關經濟、文化產業，同時利用「動漫外交」拓展影響力。有了這份期待，一直有傳聞說，日本自民黨正考慮修改章程，允許安倍延續總裁身份，直至東京奧運成功舉辦。假如屬實，安倍就成為近年在位最長的日本首相，管治不啻成了一個朝代；他要讓日本經濟復甦後整體右傾、改變國防規範的宏願，也許會愈發接近事實。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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