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進一步理解「新加坡式辯論」風格，我們不妨回顧其處理自身領土爭議時，所採取的態度。1979年，馬來西亞出版了一張地圖，把新加坡海峽南部白礁島（Pedra Branca）標示為馬來西亞領土，但新加坡認為自己對該島及其附近小島中岩礁（Middle Rocks）和南礁（South Ledge）均擁有主權，對馬來西亞此舉抗議無果，決定向國際刑事法庭（ICJ，不同菲律賓控告中國的PCA，即國際常設仲裁法院）申訴，馬來西亞亦同意。
有一套英國人訓練的心法
新加坡在此案中，不斷顯示其通過緊扣法律定義解讀史實，來維護己方主張的「法律專業主義」（legalism）。例如，新加坡試圖論證白礁島為「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不果，便轉而聲稱其前宗主國英國於1847至1851年間，在島上進行的燈塔修築、建築維護等工作，意味英國對該島主權的「合法佔有」（lawful possession），因為當時柔佛蘇丹對英國在島上的建築活動、域內媒體對英國在該島管治的報道、英國旗幟出現在島上的事實，都未有表示異議。因此，新加坡表示，作為合法繼承英殖民地的政治實體，對白礁島的主權，也理所當然予以繼承。
新加坡的上述舉證，完全針對現代國際法對「主權佔有」的界定而作出的，尤其是指「馬來西亞自1847年後，100多年間，一度對英國和新加坡的舉動不聞不問」正對應國際法中關於「取得時效」（prescription）作為主權聲索基礎的規定。最終， ICJ裁決「白礁島主權原屬於柔佛蘇丹，但後來事實上轉移給了英國/新加坡」，只是對附近小島給予馬來西亞作下台階，反映新加坡對國際關係語言，有一套英國人訓練的心法。
再看回中國對南海爭議和PCA判決的態度，我們不難發現，兩者幾乎處於平行時空。根據中國外交部一系列立場文件，中方對南海大部分島礁的主權擁有是「自古以來」，並且「毫無異議」的，菲律賓提出的仲裁「目的是惡意的」；而仲裁庭作出的裁決「惡意規避中國的排除性聲明」、「是不公正和不合法的」，中國對此「不接受、不承認」。
然而，上述種種立場背後，都不見太多國際法需要的實質證據，也不見太多現代國際法框架下的論證邏輯，而是「理所當然」式主觀論斷，因而在受西方教育的新加坡精英看來，始終難以接受。正如《環球時報》胡錫進在給羅家良大使的覆信中表示，新加坡「偏袒菲、越，與美日形成呼應，公開跟著美國跑」，這一連串指責可謂誅心之論，亦是中國邏輯的典型體現。
從胡錫進與羅家良之間筆戰顯示的邏輯、習性，到中新兩國在對待國際法和國際糾紛的態度差異，我們不難看出，中國與新加坡雖然是全球僅有的兩個華人主導的國家，但起碼在精英階層，卻幾乎是亨廷頓筆下「文明衝突」的翻版。中國方面對新加坡最看重的是態度和用意，新加坡主打的則是程序和邏輯。長期以來，中國官方、社會和部份從中國來到新加坡的新移民，始終習慣將新加坡視為「大中華文化圈」一員，也對後者抱有種種不切實際的期待，認為新加坡應當按照「中國邏輯」行事，甚至照顧中國「面子」。殊不知，經歷了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已經在社會文化和身份認同上，經歷了深刻轉型，其文化和思維模式，都向西方精英文化靠攏，成為了整個東南亞地區最西化的國家，無論對美國、還是中國，都不會盲目跟隊。
近日南京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朱峰在《金融時報》刊文指出，新加坡外交戰略傳統乃是「以西方價值和利益觀解讀東方問題」，雖然是言重了，因為新加坡只是捍衛自己的利益而已。而新加坡即使對美國、英國，昔日也不是言聽計從，從來都是周旋當中，謀取自利。但新加坡外交早就脫離「中國邏輯」的適用範疇，當無異議。
小詞典：文明衝突論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亨廷頓的理論，主張國際主要衝突在於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矛盾，一些挑戰者文明要改變數百年來的弱勢，對強勢文明進行種種挑戰，世界穩定因此被破壞，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接點，尤為衝突熱點所在。新加坡一方面繼承了華人文化，另一方面精英階層完全接受西方教育，和香港一樣，可看作「文明衝突」的其中一個斷層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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