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亞太地區的國際政治版圖隨著「中國崛起」發生了劇烈變化。美國奧巴馬政府推出「重返亞太」的「再平衡」政策，并發起以 TPP 為代表的、美國主導的地區自由貿易協定。同期，中國習近平政府也以「一帶一路」戰略向世界展現了較以往更為「奮發有為」的中國外交姿態。與宏觀機制競爭相對應的，是近期中美及東南亞諸國圍繞南中國海主權爭議、國際法與自由航行權等問題產生的摩擦。日前，在由中國發起、旨在討論亞太地區防務和安全秩序的國際論壇「香山論壇」上，南中國海問題和亞太安全局勢就是各方關注的焦點。圍繞「中國崛起與亞太地區秩序」這一問題，筆者採訪了「香山論壇」與會學者、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包義文教授（Professor Paul Evans）。作為加拿大亞太研究領域的權威，包義文教授長期關注亞太地區安全秩序，曾在澳大利亞、日本、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等多地擔任訪問學者，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制度」和「中等國家外交」有著獨到的見解。
沈：從「一帶一路」到「亞投行」，習近平政府在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制度的創建上展現了相當的自信。你認為在這一系列機制倡議的背後，中國的動機是什麼？
包義文：總體而言，中國正在從「參與國際機制」向「在國際機制中發揮領導作用」轉變，並且還創設了一些新的國際機制，後者總體而言是積極而富有建設性的。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在全球性機制（如聯合國，G20）中扮演的是積極參與者的角色；而在地區層面，中國不僅積極參與以ASEAN為核心的地區性組織，更積極創建新的地區性國際機制，如「亞投行」（AIIB） 等。從很多方面來看，中國目前對機制創建的熱情同二戰後的美國相仿。具體來說，「一帶一路」、AIIB 等區域性國際機制是對既有的國際體系的建設性補充，它們大多符合現行的國際制度和規範。因此，類似於「中國試圖推翻或取代西方創建的國際機制」這樣的擔憂是并不準確的。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進行國際機制創建的動機較為複雜。有一部分動機直接與中國目前面對的經濟發展挑戰有關：中國需要保護環境、高效利用資金和產能；不僅要增加商品進出口量，還要提升「中國製造」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同時中國正朝消費型、服務型經濟轉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新近創建的各種國際機制增強了中國與亞太國家的互聯互通，確實是為了滿足上述需要。但與此同時，這些機制也與地區利益和發展所需緊密相連，因此中國也是在提供區域性的公共產品。中國在亞洲的的區域投資規模與美國「馬歇爾計劃」在戰後歐洲的投入相仿，儘管二者的情景有所不同，但從「互利互惠」的理念上看，二者皆是少見的「雙贏合作」的例子。
儘管中國近年來進行機制創建的動機以經濟為主，但它們依舊有地緣政治方面的影響。北京的領導力被一些鄰國稱讚，但並非全部。日本與美國沒有參與 AIIB，印度對「一帶一路」也抱有擔憂，因為「一帶一路」會讓中國得以接入印度洋沿岸軍事價值重要的港口，增強中國的影響力。如果地區安全局勢惡化，那麼域內國家對中國的觀感也會變得負面，上述的公共產品就會被視為中國施展力量的工具。不過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儘管域內國家存在一些懷疑，但中國近年來的地區性國際機制創建還是普遍被視為積極的舉措。
沈：在戰略領域，中國近年的舉動也十分搶眼，例如南中國海的人工島建設，對國際仲裁法庭（PCA） 相關判決的強硬立場等等。我們應當如何認識上述中國的強勢（assertiveness）姿態？
包義文：事實上，如果我們觀察中國與其陸上鄰國的關係，不難發現中國與其鄰國之間的陸地疆界劃分和主權問題大都處理的很好。中國與其海上鄰國的領海劃界就不同了。自習近平政府以來，中國在主張其「核心利益」方面變得更加強勢，在領土和主權問題上與日本、南中國海周邊國家之間的緊張程度也在增加。具體到南中國海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三層矛盾：第一層自然是領海劃界和主權爭議，這一矛盾由來已久，並且也無法輕易解決。第二層矛盾，是中美兩國的地緣競爭，中國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軍統攝地位構成了挑戰。中國並非意在取代美軍在該區域的地位，但確實意圖制衡美軍。這導致中美兩國在互動時陷入惡性循環，加劇雙方矛盾緊張程度。要管控這樣的矛盾，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危機處理能力。第三層矛盾，是各方對該區資源如能源、礦產和漁業資源的爭奪。在各方圍繞領土爭端和軍事戰略競爭僵持不下的情況下，聯合開發資源與海岸環境保育都極為困難，這就絕非「雙贏」局面，而是「雙輸」。
沈：目前大多數亞太國家都樂見與中國更緊密地經貿合作，但同時它們也對中國的戰略意圖抱有警惕，因此往往通過積極對沖（hedging） 的方式來降低被支配的風險。有分析就認為，正是中國的強勢讓美國的「再平衡」戰略於亞太地區受到歡迎。你認為這一分析是否準確？中國對南中國海及其周邊國家的外交部署是否釋放了矛盾的信號？
包義文：中國在南中國海區域的強勢態度正在讓幾乎所有周邊國家感到擔憂，並且這種擔憂並不是針對領土爭端本身。在該區域內，中國圍繞領土和軍事問題表現的強勢態度和它的經濟外交目標之間存在衝突：如果其它國家對中國的領土和戰略抱負的擔憂持續升級，那麼「一帶一路」、AIIB 和其它地區經濟合作機制的價值都將更為難以充分實現。而如果北京能夠更清晰地說明其領土和戰略主張的性質，採取各位靈活的方式來處理爭議（例如目前中國與菲律賓關係發展中就釋放了新的信號），那麼其它國家參與中國發起的經濟合作機制的熱情會大為提高。
關於北京對 PCA裁決的態度，儘管口頭上北京對仲裁庭本身和其判決結果都持強硬拒絕態度，但在實際行動上北京、華盛頓和其它域內國家都較為克制。各方的互動現正趨於穩定，危機管控機制的設置和運作也都被各方提上議程，同時各國也都正在避免挑釁的行為。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訪問北京之行已經促成中菲兩國新一輪經濟合作，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會進一步緩和。目前南中國海的局勢雖然依舊脆弱，但發展方向令人欣慰。
沈：在過去的數年里，亞太地區湧現了一系列區域性國際機制，然而該區域的治理狀況（尤其是安全治理）並不令人滿意。你曾在研究中指出，對區域安全治理而言，「安全秩序」（security order） 如價值觀、規範等，是比「機制架構」（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更為重要的因素。你認為亞太地區的安全機制架構中應當包含怎樣的安全秩序？
包義文：目前對亞太地區安全治理的討論往往集中于組織、架構問題，例如構建什麼組織、將哪些國家納入等等；但甚少深入思考「這些機制意圖達到何種安全治理狀態」。「東盟地區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等機制架構當然很重要，但這類機制本身並不足以促成一個更為穩定的地區秩序。為了有效協調崛起的中國與其它亞太國家之間的關係，我們需要構建一個強調「互相適應」、「自我控制」和「建立互信」的秩序觀。
在這一過程中，美國、中國、日本和印度等自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澳大利亞、加拿大、韓國和 ASEAN等中等國家的參與也不可或缺。這些中等國家可以激發更多理念、調動更多資源，來構建互更強的、包含「互相適應」精神的多邊機制。以下問題尤其值得各方思考：《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與「歷史權益」之間的平衡點在何處？在主權問題僵持的情況下，何種機制可以助於緩解漁業資源枯竭的危機？現行的聯盟體系如何向更具包容性的安全體系轉化？各方都呼籲「規則主導」（rule-based） 的地區秩序，那麼關於自由航行、防務系統部署等問題的規則究竟為何？
沈：在你看來，中國可以為亞太地區的秩序建構貢獻、尤其是價值觀與規範作出怎樣的貢獻？在多大程度上，中國的貢獻能夠為域內其它國家所認可和接受？
包義文：我認為，中國對亞太地區秩序建構作出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堅持「中美兩國可在亞太和平共處」。我不認為美國有意遏制中國的崛起，同時中國也并無意將美國驅逐出東亞；雙方需要互相平衡、互相適應。而其它國家更需要促成中美互相適應，而進一步加劇雙方的分歧。在過去五年里，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提出了更多的關於區域機制構建和安全架構的理念。中國提出的理念包括「新型大國關係」、「新安全觀」、「命運共同體」等等。中國也一再強調對既有的「合作性安全」、「綜合性安全」等原則的遵守。儘管學術界對上述種種理念多有討論，但在實踐層面，隨著中國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各方對中國的口頭表達與實際行動之間的落差就頗有疑慮。不少鄰國認為中國目前的外交立場不僅強勢，某些方面甚至表現出侵略性。懷著對未來局勢演化方向的焦慮，不少國家就尋求鞏固與美國等盟友的關係，儘管它們面對著來自中國的有利經濟合作條件。因此，一個崛起的中國如何平衡它的軍事和領土抱負與經濟和外交利益，這是影響今天亞太地區局勢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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