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關於香港2047年後的出路，成為各方討論熱話，而歷史上類似香港的存在，其實也有不少，雖然今天提及的人不多，但依然不無參考價值。除了我們曾談及的山東英國殖民地威海衛、也就是梁振英父親來自的地方，法國曾殖民管治的廣州灣，也值得一讀。
「廣州灣」位於雷州半島東北部，即今天的湛江市一帶，雖然今天遺留的法式遺跡不算太多，但也有「法國風情街」，見證法國管治，斷斷續續維持了近50年。1898年，法國在各國劃分勢力範圍期間強租廣州灣，與清廷簽署《中法互訂廣州灣租界條約》，法國又把位於麻斜河河口的廣州灣首府湛江市，命名為「白瓦特城」（Fort Bayard）。理論上，租約和新界一樣，都是為期99年，到1997年才應歸還，不過法國早於一戰後的1921年華盛頓裁軍會議，已口頭承諾歸還廣州灣，但遲遲沒有落實。直到二戰爆發，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在1943年宣布停止租借，不過其時廣州灣已落入日軍掌管，其盟友維希法國聲稱要接管。二戰結束後，戴高樂履行承諾，1946年正式將廣州灣歸還予中國，令英治香港成了沒有歸還的特例。
廣洲灣面積約1,300平方公里，規模與香港基本相當。當年廣州灣也與香港有相似的地理優勢，而白瓦特城與維多利亞港一樣，亦是有發展成優良商港的潛力。當初正是法國軍艦白瓦號進入廣州灣一帶避風，發現該處為深水良港，才向法國政府建議殖民當地；法國朝中亦有人和議，希望以廣州灣為控制中國西南部的據點，繼而進一步控制對岸的海南島，以抗衡英國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當時英國已殖民海峽殖民地多年，1898年再租借新界、威海衛，在東亞的勢力範圍已成型，法國擔心要是再不深化在中國西南方的爭奪，會令自己在印度支那的根據地也受影響。
法國租得廣州灣後，設置廣州灣行政總公使署，屬「北圻統使」管轄下，「北圻統使」則隸屬於法屬印度支那總督，作為「印支六使」之一，可見法國曾有意將之與印支半島整合。想不到法國開始管治後，很快就忽略了廣州灣的經貿價值。據國際關係學者基爾（Esson M. Gale）的歷史研究指，法國殖民者形容廣州灣「在經貿上沒有重要性，不過具有極高的地理戰略價值」，因而始終沒有認真經營。基爾指，這是由於當時的法國殖民管治重心都投放於法屬印度支那，以及保護前往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的安全，推動經貿僅為次要考慮。法國無法進一步開發廣州灣的西向商貿潛力，另一個原因在於架設鐵路、發展天然資源的計劃，因遭到中國西南軍閥抵抗，而不了了之。由於廣州灣無法接駁南寧貫通海防的鐵路系統，失去和越南串連的機遇，商貿活動就受到天然隔絕。
因此，雖然廣州灣行政上隸屬法屬印度支那轄下的「北圻統使」，但在經貿上，尤其在民間經濟層面，則較傾向於中國內陸，反而與區內的法屬領地脫節。其中一個例子，見於當時廣州灣的貨幣流通狀況。1926年，代表法國政府在殖民地發行貨幣的東方匯理銀行，一度在廣州灣設立分行，民眾可以以俗稱「西貢紙」的越南紙幣兌換法國商元。法國亦在廣州灣頒布規定，在廣州灣與殖民當局進行的所有經貿活動，以至民眾繳交稅項、提交罰款，均要以「西貢紙」為準。然而，由於廣州灣民間與內地通商緊密，民間一般流通的是內地銀元鑄幣，殖民當局禁無可禁，不得不默許這情況出現，形成官方「西貢紙」、民間內地幣的混亂現象。這自然與英國殖民香港後，隨即在香港發行港幣、在香港市場流通單一貨幣的管治手法有很大分別，間接令廣州灣始終未能向西融合，或併入法國區域體系。加上英國管治香港初年，大舉引入各殖民地的非華人，建構了獨特的香港文化，也有頗大的西方社群；但在廣州灣，全盛時期也只有200多法國人、數名其他西洋人，其他都是華人，雖然有法文學校出現，卻毫不普及，結果始終出現不了「廣州灣身份認同」。
未能與法屬印度支那整合之餘，廣州灣的內部建設，也同樣有限，因為法國殖民當局容許大量走私活動，卻忽略基礎建設。有歷史學者甚至認為，法國殖民當局為了刺激經濟，增加稅收等利潤，慫恿華人走私鴉片等商品，才在名義上將廣州灣發展成「自由港」。例如在香港定居逾廿五年的歷史學者Jason Wordie曾在《南華早報》撰文，指法屬廣州灣的經濟活動就只有走私，軟如鴉片，大如飛機，都是業務範圍。由於1917年《海牙公約》（Hague Conventions）生效，限制各國對中國銷售鴉片，經法屬印度支那到中國，一度成了鴉片的主要走私路徑，而廣州灣則是主要轉運點。至於飛機方面，早年不少中國軍閥走私入口美國商用飛機，走私路線都是從美國殖民地菲律賓馬尼拉經廣州灣入口，再運往內陸。這些舉措，反映法國沒有長期開發廣州灣本土經濟的打算，也沒有深究如何利用原已存在的本土經濟體。相較下，雖然香港也是國際地下經濟樞紐，但也同步發展本地基建，英國人心態上，起碼不像是要隨時離開。
說到底，法國不同英國，兩個國家的管治手法有異，部份源於大陸與海洋國家的分別：也就是說，他們對權力集中的傾向與執著不一樣。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不同，擴展力量的主要場域是海洋、而非陸地，而海洋無邊界，人事變化大，所以海洋國家的行事風格傾向靈活，易與不同角色打交道與取得共識。大陸國家則有明確邊界，人事很多時候都固定在某地，令中央集權的操作變得容易，卻往往傾向僵化，一旦決定「不發展經濟」，而對租界也不像對其他殖民地那樣行同化政策，就沒有什麼作為。是以在殖民時期，英人的殖民地駐軍，一直比法國人少，對本地人的依賴，則比法國大，但法國對當地的長遠影響，卻遠不及英國人。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在《香港大視野》，寫過一段很有意的歷史：日本在19世紀取得台灣後，曾詢問英法顧問該如何治理。英國顧問建議使用「香港模式」，即盡力取得本地人支持、以進行間接管治；法國顧問則建議採用「阿爾及利亞模式」，即視之為本國領土的一部份，直接強勢管治。歷史往後的發展很清楚：香港社會至今不時有「戀殖」聲音，阿爾及利亞、乃至越南的解殖過程，卻充滿血腥。法國對待廣州灣是不同於其他殖民地的，因為那畢竟沒有長期打算，但要不是出現二戰，法國管治廣州灣到後期，會否和鄰近的印度支那解殖運動掛鉤，亦屬難言。我今天對香港管治的認知，很大程度上與英國的間接管治政策有關，也和管理香港的「海洋國家思維」有關。回歸後，中央政府卻不會以同一思維處理香港，反而更像法國的管治風格。未來的種種磨合和陣痛，也就可期。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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