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富社會意識的音樂，約翰連儂（John Lennon）的《Imagine》大概當仁不讓，是全球知名度最高、也最「user-friendly」的神曲。對連儂這位原作者而言，《Imagine》內容簡單直接，就是反宗教、反民族、反常規、反資本主義，從而達到世界和平。1971年，連儂接受《花花公子》雜誌訪問時，解釋「Imagine」一字是就受其第二任妻子小野洋子的詩《Cloud Piece》啟發，而他亦在《Imagine》專輯的背面，印上詩中一句「Imagine the clouds dripping. Dig a hole in your garden to put them in」致敬。這裏的延伸，就是說如果想像一個和平世界，而沒有宗教教派（並非沒有宗教，只是沒有「你的神大過我的神」這種概念），那就會成真，其實更像佛家對無名、無我的理解。
《Imagine》旋律簡單優美，令歌詞被廣傳，但行動從來是知易行難。由於當時連儂已名成利就，卻才開始抗爭生涯，同時又生活奢華，唱《Imagine》就如百萬富翁呼籲其他人想像「不要擁有」，令他常被嘲諷為偽善。有見及此，連儂有意在其後演出中將《Imagine》一句歌詞「I wonder if you can」改為「I wonder if we can」，這樣連儂就與大眾同在，而非「超然」於群眾，例如在《Live In New York City》就能察覺這改變。但在犬儒者眼中，始終認為連儂和「Sir」Paul McCartney一樣，依然是市場經濟的既得利益者，抗爭只是市場的新包裝。
《Imagine》的核心思想其實是超然於左右派的，但在歌曲走上神壇後，不同背景的群體都嘗試騎劫之，亦令連儂大感無奈。例如他曾憶述The World Church打算把歌詞改成「Imagine one religion」，讓信息完全改變而面不改容，最終自然不得要領。另一方面，左翼團體則傾向以連儂其他作品如《Power To The People》等比較《Imagine》，例如英國社會黨在其網頁指《Imagine》讓人們想像烏托邦：一個沒有資產、宗教、國族的和平世界，也就是一個「沒有僱傭勞動、資金和買賣的無階級經濟秩序」。其實，《Imagine》強調和平生活，既沒有人應被殺、也沒有人應為此而死，可算帶有「去革命化」思想，並非抗爭常客所理解的那杯茶。
然而，由於小野洋子掌握了「連儂學」的詮釋權，而她本人又明顯有左翼、乃至無政府思想，才令《Imagine》逐漸被界定為無政府主義的聖樂，兼反戰樣板曲。連儂在認識洋子後，也逐漸由年輕偶像，變成社運的中堅份子，深受嬉皮士歡迎，而嬉皮士文化又與無政府主義相連扣，更鞏固了連儂支持無政府主義的形象。於是，《Imagine》在七十年代開始，就經常出現在現在激進運動，與及各種反戰集會中，由反越戰到反以巴衝突都從不缺席。連儂也成了美國中情局的「觀察」對象，一直有陰謀論指他的死，其實是中情局策劃云云。
其實《Imagine》經典之處，正是在於無限的詮釋空間，不同人都能根劇自己的理解、需要的場景，自行詮釋每一句歌詞。踏入21世紀，其他社會議題紛紛以《Imagine》為主題曲，例如2009年，Lady GaGa在華盛頓一個人權運動翻唱了《Imagine》，藉以支持同性婚姻，關連就是歌詞帶出那「沒有任何隔閡」的大同世界，理應包括性取向。《Imagine》亦成為世界兒童基金會、世界和平日等的主題曲，基金會更以捐款人錄製自己版本的《Imagine》籌款，關連就是「和平」。今年1月，為悼念《查理周刊》事件的17名死難者，法國民眾舉行團結大遊行，超過二百萬人和40個國家領袖走到巴黎街頭，與會者高唱的又是《Imagine》，因為遊行希望帶出「團結所有人」的信息，無論是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或是佛教徒「都是人類」，而沒有人應被殺，關連自然是「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值得注意的是，《Imagine》是少數在西方流行之餘，也能打進東方社會的社會性音樂。在今年新加坡大選，筆者就多次在反對黨陣營的集會聽到這首歌，新加坡最大在野黨工人黨的宣傳短片，正正起用了《Imagine》。在新加坡工人黨的演繹下，《Imagine》走出了宗教、左翼和無政府主義的範圍，被突出的只是「Dreamer」和「You may join us」。例如工人黨吳佩松在9月9日集會上演說，以他自己的對新加坡的遠景和《Imagine》兩句歌詞作結，強調的「Dream」，就是新加坡人能在新人口政策中維持權益，同時能有穩定工作，去置房、供養家庭、和以自己的國家為榮：「You may say I am a dreamer, but I am not the only one. Join us in two days’ time, and Singapore can be as one! 」這樣的演繹，恐怕連儂再生會大搖其頭。但放在新加坡的保守政治環境，卻已是十分突破。
在文本研究的理論當中，素有「作者已死」的說法，即文本脫離作者，難免會被大眾作不同的詮釋，就正如《Imagine》在國際間不斷被演譯出不同意義，無論是被誇大還是騎劫，有呈現出各個社會背景與文本之間有趣而獨特的連結。
相較下，向來「國際化」的香港人卻似乎對本土以外的音樂越來越不感興趣，無論是《Imagine》，還是其他許多經典的國際音樂，都難以得到社會各階層廣泛共鳴。事實上，《Imagine》那種超然於左右派的核心思想，在今天的香港社會或者可以帶來一點獨特的啟示。無論《Imagine》的歌詞可能被視為對社會兩極分化的控訴，還是宣揚「離地」的包容精神，只少能衝破本土音樂才能盛載本土議題的狹獈。究竟香港的下一代還會否懂得《Imagine》，就難說了。
沈旭暉／梁振嶽 Breakazine! 突破書誌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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