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國師」岡崎久彥的日本現實主義外交

日本安倍政府主導的「安全保障法案」終獲國會通過，成了日本外交近年最大動作的調整。雖然日本國內不乏反對聲音，中國表明憂慮「日本是否將放棄戰後堅持的和平發展道路」，但我們必須理解的是，相關提議在日本醞釀多年，畢竟有一定理論和民意基礎。被安倍晉三尊為「外交老師」的岡崎久彥著有《日本外交史話》一書，對日本近代外交思維做了系統闡述，並沒有和我們常見著作那樣，把戰前和戰後日本區別看待，而認為不少脈絡依然相承，值得此時此刻閱讀。

岡崎久彥生於1930年，屬安倍的前輩，出生於當時屬「關東州」的中國大連，出身東京大學，二戰後考入外交官體系，再取得英國劍橋大學學位，曾於防衛廳、駐美大使館等工作，曾任外務省情報調查局長、駐沙特和泰國大使等職務，退休後著作等身，被視為右翼知識份子最具份量的其中一員。安倍晉三一直倚重岡崎，將年邁的他委任進「關於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礎的懇談會」，有關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報告，不少出自岡崎手筆。岡崎去年病逝時，安倍自是深切哀悼。

岡崎的核心思想，乃認為研究日本外交史，需破除自二戰後興起的各種「偏見史觀」，尤其是所謂「戰勝國史觀」和「自虐史觀」。按其論述，自東京審判以來，戰勝國反覆宣傳「日本自通州事件後已變為極具侵略野心、其國家行為暴虐，需要對日本國家建制重新改造」這類說法，完全是站在戰勝國的立場和利益所言。而在日本國內，民眾在戰後陷入「戰爭致使生靈塗炭，日本犯了什麼錯」的道德批判，亦不是理性的歷史認知態度。在他看來，歷史走向、戰爭和平都是國家與個人力量交織的結果，不應單以善惡是非來評價，而中國也絕不是戰爭的單一受害人。

在現實主義思路貫穿下，岡崎對二戰前後日本與中國、美國、蘇聯等大國的關係，就得以通過日本國家利益和戰略部署重構，與華人熟悉的敘述自然大相徑庭。他認為二戰初期，日本奉行務實外交，在對華政策上進退有據，只是軍部獨斷專行，疏於情報分析，失於狂熱莽撞，打亂了內閣部署，才使日本對外戰略一錯再錯，終致無法收拾，但這不應否定日本早年外交成就的輝煌。例如就甲午戰爭，他對外相陸奧宗光乾脆俐落的外交手腕大為讚賞；在隨後的日俄戰爭，他亦不吝筆墨表達對小村壽太郎精准戰略判斷的推崇，認為其積極主動的戰略不僅使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免受俄國侵略威脅，更在戰場上證明了亞洲黃種人不輸於白種人 。

在岡崎眼中，日本對外戰略部署受到國際環境等諸多外部因素的干預和限制，並非第一天就變得激進。例如他以甲午戰爭前數年，大清北洋艦隊到日本長崎「尋釁滋事」，惹起日本民憤，以論證當時大清曾對日本有意施展西式的「砲艦政策」。他把九一八事變的遠因，解釋為中國不顧國際法、希望單方面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日本只是希望保衛條約賦予的利益。他認為中共和蘇聯有意製造事端，將日本捲入全面戰爭，以便同屬資本主義陣營的日本和國民政府內耗。他也認為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字被誇大，並非單單源自中國，而是因為戰勝國要把日本和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相提並論，但日本在戰時拯救了眾多猶太人，則被按下不表。他也介紹了大屠殺以外的其他「南京事件」，例如蔣介石北伐時佔領南京殺害外國人，去說明後世的選擇性記憶。其追憶日本外交元老幣原喜重郎的貢獻，我們更是鮮有所聞。在太平洋戰場，他相信日本於東南亞各國的軍事行動，皆出於促進亞洲民族獨立、打破歐美殖民聯盟之考量，或起碼能多少受到當地「去殖民」的民族主義者支持，無奈受到美國的石油禁運，又不甘不戰而降，迫不得已才對美開戰。凡此種種，我們無需認同，卻必須認知。

對二戰後美軍佔領期間歷史的主流敘述，岡崎亦作出了相應批評。他認為美軍提出的憲法修正草案是在未經檢討的情況下強加給日方，尤其是憲法第九條對日本自衛權的限制，出於保留日本天皇制的利益交換，卻並不能保證日本正當的國家利益。而所謂「革除日本軍國主義、對日本社會進行民主化改造」之說，在他看來也是有失偏頗： 他認為日軍戰略失敗帶來的後果，已被日本民眾所反感，根本無需外力革除；而所謂民主化改革，其措施早已為明治憲法所包含，早年的「大正民主」正是成功例證。所謂「戰後的日本」，乃是美國等盟國站在戰勝者立場上製造出的歷史敘述，硬生生將日本近代外交內政思維的連續性割裂，反而對當下的日本造成困擾。

岡崎久彥對日本百年外交史的回顧只是一家之言，但他的現實主義外交戰略思想，對當下安倍政府卻有以下三點深遠影響：
一、岡崎認為今天日本的外交戰略不應該被各種「偏見史觀」束縛，變成安倍政府堅持「放下歷史的包袱」的綱領。在岡崎看來， 二戰的教訓在於戰略誤判，卻並不構成日本放棄正常國家權利的理由。
二、岡崎一再強調，日本對外政策應繼承其一貫的現實主義戰略遺產。在這一思維指導下，當「中國崛起」成為打破東亞勢力均衡的因素，日本擴充軍備完全是為了保證日本安全和重塑東亞勢力均衡，並無侵略意圖，反而是為了維護和平。
三、岡崎指出美日同盟應當建立在日本自主性傳統之上。依據岡崎論述，戰後一個維持完整自主性的日本，依然會務實地維護美日同盟；若日本自縛雙手，反而有損國家利益。這正與安倍政府推動安保法案和強化美日同盟的政策相呼應。

在書末，岡崎久彥期盼戰後的日本能夠從無休止的道德爭論中解脫，摒除「偏見史觀」，重新認識日本的精神遺產，進而「創造新的事物」，安倍政府近來一系列外交動作無疑反映了這種理念。這一思路自然難為華人接受，然而國際政治與大國外交，畢竟不是基於情感而為。即便是出於民族主義的角度，要維護國家利益，也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世界局勢、務實地與他國打交道，了解他國的利益考慮，才能保障本國利益所在，這正是岡崎久彥給我們的啟示。

小詞典：安倍「安保法案」

日本現行憲法為日軍戰敗後駐日盟軍司令部起草、1947年開始實行，又稱「和平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永久放棄發動戰爭之權利，亦不再保持軍隊及其他戰爭力量。日本被允許保有最小程度自衛權，但不具備正常國家所有的「集體自衛權」，即不得通過向海外出兵或介入他國戰爭的方式援助盟國。2015年5月，安倍內閣向日本議會提出「和平安全法制」，又稱「安保法案」，法案於9月19日在爭議中通過，意味日本自衛隊將可出兵支援海外盟友，集體自衛權變相被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