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國是訪問英國，建立「中英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西方媒體則大多以「金錢外交」形容，認為經濟疲弱的英國為了價值400億英鎊的不同經貿協議而「叩頭」。然而外交畢竟是英國強項，長遠戰略的規劃，不會單單在乎一時三刻的金錢。要了解倫敦的宏觀部署，必須從英國外交的特色談起，就此我們可參考英國外交學者 Jamie Gaskarth 兩年前出版的專著《英國外交政策：危機、衝突與挑戰》。Gaskarth認為，英國仍然是今天國際政治格局不可忽視的力量，在決策、目標、實施途徑三方面有如下特色。
外交決策過程方面，傳統學界對英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模式通常有兩種解讀。一是「西敏寺模式」（Westminster Model），首相與內閣大臣組成執政核心，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擁有全面控制權，而外交政策從制定到實施的過程，遵循垂直命令傳遞，下級官員貫徹上級命令。二是「差異政體模式」（Differentiated Polity Model），這一論述不將英國政府視作制定外交政策的政體，而將內閣各部門視作互不相同的行政單元，而且和英國社會公眾、私人部門、乃至其他國家相對應的政府機關產生聯繫，因此在這網狀聯繫機制中，英國內閣的決策權與影響力被大大削弱。但根據Gaskarth的分析，當下英國外交政策的制定事實上是兩種模式的結合，又可稱為「非對稱權力模式」（Asymmetric Power Model）：在處理傳統的國與國正式關係上，內閣依然是政策核心；但而在具體議題上（如貿易、人權），既有的跨部門、跨國網絡聯繫機制往往更有話語權。放在中英關係上，卡梅倫決定了大方向，貿易層面卻是英國企業的勢力範圍，關心人權的團體也依然能在習近平訪問中有一定角色，雖然不為最高層重視，卻足以對自己的受眾解畫。
那此刻英國對華政策的大方向，又是甚麼？Gaskarth認為，當代英國外交始終將「鞏固英國在全球的領導力」作為其核心目標，對領導力的追求還包括維持自己在全球的競爭力、擴大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等，這一傳統，源自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對於英國國際地位的論述。在邱吉爾看來，英國的領導地位應當體現在三個層面：英聯邦國家、英語世界、以及整合的歐洲，英國的國際地位認知和它作為一個島國的地緣位置緊密聯繫，它追求以「域外持份者」的身份，對國際社會發揮不可或缺的領導作用。
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英國的領導力無疑受到了衝擊，自貝利雅政府以來，英國對於其領導地位的解讀，也從「領袖」轉變成「核心」：一方面，英國有著作為歐洲國家的歷史認同，亦是歐盟成員國；另一方面，英美之間維持著特殊的戰略聯盟，英國正是作為美國和歐洲的樞紐，在跨大西洋國際事務中發揮著獨特的協調作用。但這地位不是偶然得來的：二戰結束後，大英帝國解體，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和國際經濟最高掌舵人，法國戴高樂卻強烈不願英國進入歐洲核心，英國外交面臨關鍵時刻。英國的戰略是承認帝國解體的事實，但全力維持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倫敦因為和華府結盟，成為美元離岸中心，才得以在歐美間扮演關鍵角色。當下中國崛起，英國明白政治上、意識形態上無需和中國有共同語言，但經濟上卻需要融入中國體系。
英國「英屬香港化」
為了將這遠景轉化為具體的政策實踐，儘管英國在經濟體量上不再是首屈一指，但仍通過與各國廣泛的經貿合作，維持著自身經濟穩定和增長。在此基礎上，英國往往利用自身與全球經濟的緊密聯繫作為與其他國家談判的籌碼，運用靈活的經濟制裁手段參與國際事務，又或在各大國際政府間組織中積極發聲，通過經濟外交維持其國際影響力。面對中國崛起，英國希望倫敦能成為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一如當年融入美元體系，那時候倫敦同時具備美元、歐元、人民幣的同一位置，在21世紀的地位才穩如磐石，這才是英國最高規格接待習近平的原因，也是英國月前不顧美國反彈，在歐洲國家當中率先加入亞投行的部署。事實上，倫敦這定位，是正面和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競爭的，此刻規模當然不能相提並論，但十年後，幾乎肯定取代香港這個最後的賣點。當香港急速「中國化」，英國卻是迅速「英屬香港化」，此乃何其諷刺。
硬實力以外，英國外交實踐中越發強調的是軟實力的擴張，「道德領導力」、「文化影響力」，都是英國軟實力外交著重凸顯的內容。在國際層面，通過積極參與全球性或地域性國際組織，英國不斷向外界強調其對全球治理的貢獻，尤其致力於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組織朝著更反映普世價值的方向發展。在國家層面，英國強調「國家責任」，在人權問題、對外援助、核不擴散等事務上積極表態，試圖塑造英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這方面，無可避免地會隨著和北京走得更近，而受到制約。
但在社會文化層面，英國軟實力卻可以通過和中國整合有所增長：習近平訪英團的一大特色，就是這位中國元首完全接受了英式文化，對女王行英式禮儀、在莊園會談、食炸魚薯條、嘉許英式足球，處處反映了中國人對英國文化圖騰的深層認同，英國的大龍鳳不止是給對方的面子，也是自我貼金。英國只要繼續通過各種政府與非政府機構，在海外進行關於國家形象與民族文化的宣傳，將英國的文化和民族特點塑造為「包容、自由、開放」，而且得到崛起後的中國背書，依然能增強英國在國際社會的吸引力。由是觀之，將英國接待習近平一行簡單形容為「叩頭」，未免短視了。
小詞典：Jamie Gaskarth
英國Plymouth大學國際關係副教授，Exeter大學博士畢業，專研當代英國外交，定期於BBC等媒體分析國際關係，主張英國在21世紀依然有能力擔任大國角色，而不認為任何單一理論或意識形態能主導英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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