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廣場協議》陰謀論

近年來，關於人民幣滙率討論總有貨幣戰爭的陰影，1985年美國與日本、西德等國就滙率協調達成《廣場協議》，常分別被中日民眾引用（參看《日經》土居倫之的〈人民幣貶值使中國擔憂再次升溫〉），令民間傾向認為貨幣升值就是陰謀，相信中國應當不畏美方壓力，使人民幣貶值刺激經濟。但歷史真的能簡單重演嗎？

二戰結束後，日本得以迅速復元，跟美國扶植日本對抗共產陣營關係至巨。當時美國對日本製造業打開市場，促使日本出口導向的經濟日益繁榮，自戰後至1970年代末，日本經濟實現10%左右年增長，同期美國平均年增長率僅4%。

列根上台後，以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國策， 大舉減稅、控制美元發行，導致美元逐步走強，進一步刺激日本對美國出口，致使日本對美貿易呈現長期順差。結果，美國面臨巨額財政、貿易「雙赤字」，對日貿易逆差尤甚。反觀日本，則一躍成為最大債權國，讓不少美國人驚呼「日本正在挑戰美國經濟地位」。筆者有不少來自上一代教授的陳年藏書，都是關於「日本威脅論」，論調有點像後來的「中國威脅論」。

因此不少陰謀論者相信，美國與日本等國訂立《廣場協議》，促使日圓兌美元升值，便是為了打壓日本出口業，重挫日本經濟，結果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至今仍未恢復。

假如劇本真是這樣，中國崛起後，出口大舉進軍全球市場，中國也成為美國主要債權國，美方批評中國操控滙率，要求人民幣升值，便是對日貨幣戰爭的翻版，這也是共和黨總統準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基本世界觀。

但《廣場協議》訂立時，日本政府的積極性其實絲毫不低於美國，這是因當時美國國會對貿易赤字再難忍耐，認為日本「忘恩負義」，貿易保護主義大興，計劃對日本出口施加懲罰性關稅，一旦法案通過，日本或全盤失去美國市場。再者，日本對美出口積累的巨額外滙，多用於購買美國國債（這背後有包括「保護費」在內的複雜政治計算），資本不能有效利用，日本政府反而希望扭轉單純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調整國內經濟結構並刺激內需，因此才願意讓日圓逐步升值。

因此，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跟《廣場協議》不一定有因果關係。日圓升值後，過剩資本並未投入生產，而是湧入房地產及股市；反觀同樣升值的馬克，卻能令當時西德把資本投放在生產市場。就是人民幣升值，也不代表「戰敗」，而可能只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上所謂「不可能三角」內部的調整。雖然在G20會議，中國拒絕了以「新廣場協議」的形式進行多邊匯率管控，但事實上自2005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還是緩步上升，因為從中的收入轉移，可以使財富從出口企業轉移到民眾，增強人民購買力、刺激內需；另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也有利推動國際化，而這一直是中國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標。加上日本戰略上需要依賴美國，而中國不必，反而有更多迴旋空間，在「國際資本流通」和「匯率穩定」之間取捨。雖然中國經濟有諸多問題，但拿來直接和硬著陸的日本類比，始終不大恰當。

小詞典：不可能三角（The Impossible Trinity）

經濟學家蒙代爾（Roberta Mundell）和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提出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概念，指在開放經濟體中，經濟體的「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定」和「資本賬戶開放」三個政策目標只能選其二。例如香港資本自由流通，且實施固定匯率，則無自主貨幣政策；中國一直實施資本管控，從而維持對匯率和貨幣政策的控制。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中國或不得不逐漸容許資本流通，代價是放棄匯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