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富商特朗普取得共和黨提名在即，連全國民調也首次超越民主黨的希拉里，原來在一旁看熱鬧的各國領導人，都不得不正視一旦這位不知深淺的「狂人」真的當選，對自己國家有何影響。首當其衝的，並非中國、俄羅斯或墨西哥，而是長期和美國合作的一眾盟國。早前特朗普接受《紐約時報》長達一百分鐘的電話訪問談外交，一反口號主導的說話習慣，首次傳遞了兩個十分具體的外交政策方針：對日韓擁核持「開放態度」，和要求以北約為首的盟國「支付報酬」，以補償美國在全球體系的支出，並說如果盟友繼續「搭美國的便車」，就情願減弱對盟約的承擔義務。
我們習慣了目前國際關係體系的規範，很難想像一旦日本擁有核武、南韓和北韓搞核平衡、北約以英法德軍主導的世界，會是何等模樣，自然傾向認為特朗普只是以一貫的娛樂化競選語言危言聳聽。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回溯美國國際關係學界近年的論爭，卻不難發現特朗普這些觀點並不新鮮，只是被主流社會當作「天方夜譚」，才不為人認真看待而已，其實不少被長期邊緣化的學者都對新時代來臨躍躍欲試。當「特朗普當選」這個天方夜譚有可能成真，這些政策主張又何嘗不可能？
早在2014年初，美國專注國防安全研究的智庫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高級研究員、前政府顧問Elbridge Colby在《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撰文，指美國不應無條件反對日韓擁核，相反應在「合適情況」下接受兩國擁核。雖然特朗普本人的外交顧問班子很弱，但其實有清晰的政策導向，Colby以下立論，就足以成為特朗普外交的理論基礎：
日韓可以擁核嗎？
這一派學者認為在研判外交政策時，「核不擴散」和「地緣政治」一樣，都只是服務國家利益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如果為了美國繁榮、自由和安全，「地緣政治」計算和「核不擴散」計算發生衝突，就應優先考慮「地緣政治」因素，而不是「離地」而虛無、可隨時修改的國際道德原則。何況北韓早已成為核武國家，美國卻無能為力，的「核不擴散」理念早已名存實亡，其他國家擁核，也改變不了根本格局，所以相關道德制約已名存實亡。
Colby相信當來自北韓（或中國）的威脅日漸增強，日韓對美國的「核保護傘」承諾不容易無條件信任，加上民族主義崛起，就會產生越來越強的「擁核」動機，這也是兩國目前的徵兆。如果美國執意反對，得利甚微，而戰略利益損失巨大，因為不僅要獨自負擔「核保護傘」的開支和風險，還會影響美日、美韓同盟的互信。中國反而可以通過綁架「核不擴散」的道德高地（畢竟中國是首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核武國家），限制美國外交的行為，令華府投鼠忌器。
相反如果美國接受日韓擁核，代價不過是受到國際社會批評，戰略得益卻頗為巨大：日韓可擁有更強實力壓制北韓，並進一步制衡中國在東亞的勢力擴張，這些都有助於減小美國受到的戰略威脅。同時日韓與美國的同盟可能更牢固，美國的默許，足以換取美軍在日韓的軍事基地長期存在。更重要的是，正如特朗普強調，美國可從中大幅減輕提供「核保護傘」的成本和戰略局限，把資源放在國內振興經濟。
根據歷史經驗，美國早年接受了英法國擁核，對以色列先進的核技術也持「開放態度」，它們並沒有對美國的戰略利益造成任何負面影響，相反還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國際地位，成為全球治理的一環。如果今天的日韓政府受到中國扶植，美國才有阻止其擁核的動機，所以對此反對的應該是中國，而不是美國。
美國盟友搭便車？
至於特朗普批評美國盟友「搭便車」，也是不少右翼學者的觀點。這是美國民間的常用俚語，源自經濟學理論，因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令個人有「不付出成本但享受公共服務」的動機，這就是「搭便車行為」；這行為往往導致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市場對資源分配調節失靈，造成「搭便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這問題延伸到國際關係層面，也同樣適用。例如美國Naval War College 戰略政策教授James R. Holmes就曾在《The Diplomat 》撰文，認為美國盟友常年來的「搭便車」行為不合理，其立論亦可以直接崁入特朗普的外交體系。
Holmes認為在實際操作層面，美國常年將4%以上GDP 用於軍費，貢獻北約軍費總額70%，而北約盟國不少軍費開支都只占本國GDP不到2%，這是不成比例的付出。當美國經濟增長減緩，這比例已是不可持續；加上作為民主國家，美國政府亟需向民眾交待，為何納稅人的稅務被用作維護別國安全，而得不到任何補償。特別是這些開支不同軍事工業貿易，沒有直接刺激本國經濟的作用，減省也不會有太多既得利益群體反對。
在宏觀戰略層面，這派觀點認為美國盟友一味「搭便車」，反而不是互相信任的表現，而會有損雙方的戰略互信。須知在大部份美國訂立的盟約中，都不會硬性規定一旦盟國有麻煩，美國必然無條件出兵；就是《美日安保條約》也有大量灰色地帶、「語言偽術」，讓美國可以在需要時抽身，外交運作，從來如此。假如盟國一味「佔美國便宜」，而不做出相應回報、也不花費增強自己的國防力量（包括向美國買武備），在這個多極時代，又沒有蘇聯那樣的單一二元對立敵人，美國「失去」它們，不代表它們不和美國做其他買賣，所以也沒有大損失。
奧巴馬不斷諷刺特朗普不懂外交，更以訪歐總結自己的任期，以證明傳統盟友的重要，但其實他早前接受《The Atlantic》雜誌專訪時，也直接批評中東和歐洲的盟友。當時奧巴馬明確表示對沙特、英法等盟國處理中東、北非危機的做法失望，認為它們本應承擔更大責任，而非一味依賴美國「出頭」，這其實是提醒盟友不要再「搭便車」，特朗普不過用更市井、更直接的用詞，把奧巴馬的外交語言發揚光大。
總之本質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理念以很古典的現實主義為基礎，而以美國最直接的國家利益為核心，不會拘泥於意識形態的包袱，也沒有高談民主自由人權的新保守主義使命，或左翼理想主義的濫觴。特朗普從未否認北約等同盟機制的必要性，但在他眼中，「聯盟」本身是「工具」、而非「目的」，一旦目前的同盟形式不符合美國利益，或不能令美國得到「利益最大化」（這也是傳統現實主義基本信條），他是不憚於「破舊立新」的，這正是他始終強調「美國優先」的立場所在。若如特朗普黨內外對手所言，擔心美國的全球聯盟體系就此「崩潰」，當是危言聳聽；但一場關乎盟友「責任與義務」的全球辯論，即使特朗普最終落選，恐怕也是勢在必行。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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